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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所有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立法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精心设计而成的法律与工匠生产的艺术品完全不同，因为法律没有一件是用来欣赏的。虽然他们没有义务教会司法机关如何使用这些法律，但却有义务监督司法机关好好使用。因为普通大众在得到了这些体现社会公义的文字之后，就会把实现它们的希望寄托到他们身上。
近来有两起关系到行政许可的案件十分引人注目：其一，奥克斯集团起诉信息产业部，原告认为信息产业部没有权力为经营手机业务设置许可，他们希望通过诉讼的胜利而进入这一市场。事情不是特别顺利，差不多二十天之后，法院仍然没有正式立案；其二，三个北京司机状告北京市运输管理局一案，已经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立案。三位原告在要求获得个体出租司机营运牌照未能如愿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诉讼。他们认为，依照今年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根本就没有这项限制性权力。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起案件看作给司法机关设计的一道考题，很明显，这两起诉讼都事先经过策划。先不说奥克斯集团原本是一家大型电气产品生产商，能不能进入手机市场并不决定其企业命运的兴衰，单只说北京的三位的哥，他们既不精通法律也不财大气粗，但是却也演出了一台好戏。看看本报记者关于他们三个人故事的报道就知道，这是一些密切关注国家法治进程的人，而且不只是对这一进程抱有热切的欢迎，还迫不急待地想要加入其中。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大都因为生活所迫，至少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了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在行动中表现出的聪明智慧所折服，这从他们选择今年7月1日递交申请的行动就能看出来，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的第一天。之后，他们的行动统统都无懈可击，完全按照法律要求的程序进行，直至将事件引入一个正常法律程序之中。
现在，无论是奥克斯集团，还是三个普通司机，他们都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吴敬琏先生公开发表议论支持奥克斯起诉的理由，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极大影响。总之，事情正在向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行政机关以及法院也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司法挑战的压力在一步一步靠近。
不过，对于司法机关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人们现在还要看一看。这样说并非因为已有现实经验在作怪，也不是说法官素质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太少，对审判机关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经验，是一道难以见到的考题。
对于现实，法律总有滞后的一面。但新法出台时，又往往让运用它的人感到太过超前。对我们的法院来说，他们已经相当习惯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但对于更能集中体现社会法治化、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他们还没有生长出完全符合身份的能力，尽管我们已经有15年运用《行政诉讼法》以及其它相关行政法规的经验，得到了相当多的锻炼，但每当有公民或者公司法人与政府部门发生矛盾冲突时，法官们仍然会感到紧张，仍然会十分自然地要从很多方面考虑处理解决的办法，而不只从法律本身出发。
这样形成的习惯在法院看来——或者说不只法院——都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却有可能造成社会公义的主旨在诸多因素的合并考虑中被淹没。事实上，判断国家能否被称为法治国家，对这类事件的处理往往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法院系统如果只能处理平民百姓之间的纠纷，而不能解决百姓与政府机关之间的矛盾，那么，在对国家法治化的评价中，我们就不太可能得到更高的分数。比如，人们会担心奥克斯的案子出现不了了之的结局。在拆迁问题没有像现在解决得这么好的时候，老百姓就经常遇到法院只收状纸而不收诉讼费的情况。因为如果法院收了诉讼费，再决定不受理，它就必须给出一份裁定书，写明不能受理的理由，如公民不服，还可以就裁定书进行上诉，总之，一次严格的诉讼程序就要由此展开。而收了状纸(甚至状纸也不收)，只是口头说研究研究，那就表示什么都没有开始，也不必有什么结束。
法院有很多办法处理具体事务，有些办法即使不能令人满意，也让人找不到毛病。然而这样的事情一多，人们就要怀疑它承担社会公义的能力。这样的损失就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损失了。
并非人们不知道、不理解法院的难处，关于法官独立审判的论述由来已久，但现实的变化永远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道理应当深入人心。然而，比这一点更重要的应该是，在理性基础之上积极主动促使其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就像奥克斯集团、三个北京出租车司机那样，通过法律诉讼提出一个像样的考题，让别人去思考。好的考题不仅可以检验出应试者的聪明智慧，还应该是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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