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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郊 赵晓苏
当红的女子十二乐坊正在打官司，起诉媒体。概因今年8月杭州一家报纸在报道中引述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章红艳的话，说她们在表演时是“对手形”的，“现场演出时，所发出的乐器演奏声并非来自于她们的亲手弹奏，而是来自幕后早已准备好的音乐磁带或CD”。报道还说，章红艳说假唱曾毁了不少歌手，假演奏也会毁掉很多民乐团，这是
令人痛恨的行为，女子十二乐坊的作假行为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对此，章教授虽然“澄清”自己并非针对女子十二乐坊，但还是跟着当了被告。
文艺圈和足球圈，是非多得让人目不暇接。我所喜欢的“黑鸭子”演唱组合，也忽地冒出了“两只”在争“正统”，原来的一分为二，各自拉起了队伍。2＋1(两个旧人、一个新人)这一边，力量对比上显然要强得多；而1＋2(一个旧人、两个新人)那边的那个1，是创始人，以一敌二就找到了许多平衡。对女子十二乐坊我始终没大留意，一大群美女台上一站，注意力容易偏离音乐；如今感兴趣的，也只是“乐坊”的称谓。因为这名字颇有点古意，就引起了我探寻的兴趣。
坊的释义很多，最普遍的是对城市中街市里巷的通称。《唐六典》云：“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两京，即长安与洛阳。手头有一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坊里谱》，极有趣，因为读这部书，你不仅能知道隋唐时两京的街道布局、名称，而且能知道哪条街上当时住过谁。挑本栏目曾涉及过的人物说，比如杨於陵、牛僧孺、路岩、白居易，他们的宅第就都在新昌坊。“凡遇史料载有某一坊名者，即为列出”，所以使用这部书时，你不能不惊叹前辈涉猎的广博、爬梳的细密。坊，除此释义之外还有官署名称——隋太子宫署有典书坊，工场——即后世之作坊(乐坊之得名似与此接近)，以及牌坊等。唐德宗时“五坊小儿”之说中的五坊，乃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就机构来说，从唐到清，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都叫教坊，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何谓雅乐？就是皇帝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时所用的音乐。定义是如此地明确，不知怎地，在元朝关汉卿的戏剧里，教坊又可以指代妓院。《金线池》第二折云：“我想这济南府教坊中人，那一个不是我手下教导过的小妮子？”
音乐在古人日常生活中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早在战国时，曾侯乙就把庞大的编钟组合随葬在自己的墓穴。后来，有权或有钱人家拥有自己的戏班子都是正常不过的事，这样的记载汗牛充栋。《古夫于亭杂录》有一则趣事：有天宴会时，来宾恭维主人家：“闻尊府梨园甚佳。”对方瞪大了眼睛，对梨园不明所以，以为讲他家的后园子呢，赶快谦逊地说：“如何称得梨园？不过老枣树几株耳。”后来大家就把他家的戏班子称为“老枣树班”。唐玄宗时，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三兄弟，一个善舞、两个能歌，“特承顾遇”，因此兄弟三人“于京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亮亮嗓子即能富贵至此，在我们也是深有文化渊源的。后来，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肯定不是走穴而是卖唱为生，令大文豪杜甫很有点同病相怜，因有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留世：“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看得出，当年杜甫是常捧李龟年场的，或许把他当成偶像也说不定。
风雅作为一种门面，越是粗人——谈不上有多少文化修养的人，往往越要起劲地追逐。《明皇杂录》载，导致大唐由盛转衰的安禄山，在攻克两京大肆烧杀抢掠之余，也“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是，“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在凝碧池大开宴会。为了达到演出效果，安禄山对伶人采取“露刃持满以胁之”的卑劣手段，但有个叫雷海清的，还是“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显示了不为屈服的气节，最后被“肢解以示众”。王维闻而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位雷海清，算得上是歌者的楷模了。
在女子十二乐坊之后，广州今年上半年又出了个“芳华十八”，同样是由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女子民乐组合。我想，组合人数继续攀升，三十六、七十二，直到一百单八，满满地站它一台，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白居易曾有诗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看起来，在千百年前的唐朝，机械地模仿或者有口无心，即为香山居士所唾弃。“兼唱情”，音乐天赋不高的人是办不到的，但是，避免“今人唱歌兼弄情”应该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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