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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才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识破和谨防的“陷阱”多矣，林毅夫提醒我们在这个过程要注意四个“陷阱”：“欲速则不达的陷阱”，主要是指，忽视我们的比较优势，去实施赶超战略，导致政府用各种扭曲的手段，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专做扬汤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陷阱”，主要是指，改革
开放之前政府奉行赶超战略，已经做了很多的扭曲，在取消这些扭曲时，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而把这些内生的扭曲现象当成没有效率的直接原因，从而去改进那些内生现象；“好心干坏事的陷阱”，主要是指，我们今天崛起的环境比美国当年崛起的环境要差，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就会高涨，看上去好像是爱国，但可能让中国失去用比较优势发展中国经济的机会；“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主要是指，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体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试图简单地用那些在发达国家兴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就会犯很多的错误，对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推动，而是帮倒忙。从表面上看，四个“陷阱”是由四个“猎人”布置的，政府有之，企业有之，民众有之，经济学人有之。
四个“陷阱”既出，兹分论之。
好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演化需要时间，中国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而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也是制度完善的过程——制度的完善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乃是因为制度规则是在社会博弈中逐步形成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比较优势恰恰起了这样的作用。“欲速则不达的陷阱”，除了包含所谓的经济赶超上的“欲速则不达”，还包括制度赶超上的“欲速则不达”。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掩盖问题——企图用经济发展来弥补制度建设，把本来应该“齐头并进”的东西搞成了“单兵突进”。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是由良好的制度支撑的发展，“资源瓶颈”和“制度瓶颈”是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当外生的机会被利用得差不多的时候，制度和生产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的自生能力实质上是企业的边界问题，政府、企业、市场本来应该属于“分立结构”(功能上互补边际上替代的组织)，政府和企业本来应该通过市场这种自发秩序的纽带按照自己的规律做出自己的一阶选择。但是，选择了赶超战略的政府却代替企业做出了一阶选择，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以及预算软约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的选择内生的。如果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被人为提升得过快，企业的资本深化速度被人为提升得过快，那么企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就会提高得过快，这样就会导致过多的纵向一体化，市场的功能就会被人为地内部化，交易成本就会被被人为地加大。这种一阶关系选择上的失误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从而由过大的交易成本引起过大的试错成本，不管这种试错成本是由道德风险引起的还是由逆向选择引起的。由一阶关系选择上的失误所形成的企业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生能力。在一阶选择不能使成本最小化的情况下，企业的二阶选择越是想使自身成本最小化越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扭曲。这就是所谓的“扬汤止沸的陷阱”。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除了要正确界定企业的边界，还得要正确界定政府的边界，政府不能替企业做一阶选择。
好心干坏事是因为不懂得事物的规律，规律在任何时候都是硬约束，不尊重规律就得付出试错成本，这个试错成本就是所谓的“坏事”了。和企业有企业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边界一样，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理性)也有自己的边界，忽视这一边界就会陷入“好心干坏事的陷阱”。理性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用理性，就是试图用“建构论理性主义”替代“进化论理性主义”，这是一个理性的过度前向问题——即把理性超前使用的问题。理性的过度后向问题——即把理性超后使用的问题，把开放社会等同于部落社会，把爱国主义等同于部落精神，把抽象利益等同于具体利益，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之所以改革就是因为我们遭遇了理性超前使用的困境，我们之所以开放就是因为我们遭遇了理性超后使用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早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是却有许多中国学者把这误读成了“哈耶克之套”——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理论应用当成了理论本身的“水土不服”。
经济学人应该明白，经济理论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理论，不知道国外理论的约束条件而套用国外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很有可能造成“双重危险”的“配对效应”：经济理论得不到发展并且实际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找到了中国经济的约束条件，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才能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提升出理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借用国外理论的工具也是必需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具就很难求解中国经济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训练有素方有成”。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是既懂中国约束条件又能使用国外理论工具的经济学人，如果偏废一方的话，就可能陷入“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或者陷入“用事实解释事实的陷阱”。经济学人的作用在于科学解释，没有科学解释就更谈不上合理预测，但是，再精明的经济学人也不比市场更高明——哈耶克曾屡次强调这一点，今天仍值得我们再次强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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