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比较

　　新 望

　　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的概念，认为企业家是承担某种风险活动的人；之后，有些经济学家用它来泛指建筑业、农业、工业等领域中的冒险家；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企业家视为能把经济资源由较低的生产率水平转变为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人；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 场的不均衡，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而当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企业家的本质特点就是创新。以敏锐之目光，敢于决断并承担风险，从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中抓住获利机会。也即把某种有关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奈特甚至认为，企业家是承担风险的资本家，利润乃是企业家创新和承担风险的报酬；厉以宁说，企业家是“那种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才能进行创新的人。他可能自己拥有资本，也可能不拥有资本，但是善于运用资本”；汪丁丁认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是对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敏感性(基尔兹纳也有“对迄今为止尚未开发的赢利机会的警觉”之说)，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创新(熊彼特语)、敬业(韦伯语)、合作(诺斯语)三个方面。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商界名流”栏目的开场白有一个非常煽情的表述：他们注定为挑战而生；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作出决定；他们尊重人，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无限潜力；他们都有不平凡的经历。因为他们有不平凡的脑袋。

　　当我数次坐在电视机前记住上述解说词的时候，我感到国人对企业家这个中国大陆的新生事物表现出近乎盲目的虔诚和欢呼。他们曾是“奸商”、“末民”、“资产阶级”，昔日走马路只能靠边，不许走中央。今天他们进人大会堂，上天安门城楼，电视上有图象，广播里有声音，披红挂彩，扬眉吐气。企业家们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宠儿。

　　一如专家们所言，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要素资源，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灵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经济。企业家资源的多寡，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有时或许是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之后，企业家资源不仅对区域经济竞争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会经过企业家之手得到优化、整合，从而导致区域经济的协作化和一体化，显然，这种作用是政府的职能难以企及的。

　　然而，仅仅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的成长及其行为并非只是一个自身素质问题。因为企业家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动物”。企业家的劳动是一个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换过程，社会价值的取向、大小直接决定着这个交换过程的成功与否、质量高低。同是华人，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与大陆的企业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华人在总人口中间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70%～80%的人都是华人。这并不单纯是因为个人素质。一个可能是“异类”、“边缘人”的奋斗精神在起作用，而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则与制度环境有关。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苏浙企业家及其成长环境之比较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上吴越两地曾是两个互为竞争、互为依存的实体，一部“吴越春秋”从武——文——商演绎了千百年时间。至今，历史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区域经济特征之中。因此比较苏浙经济应当具备一种历史眼光和文化眼光。笔者认为，随着分权式改革的进程，区域经济特征及其竞争将继续存在并有强化之势。今后苏浙经济走向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地企业家资源数量、素质，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苏企业家和浙江企业家并不是特征十分明显的两个群体，整体可比性并不是很强。如江苏分苏北、苏南，二者经济基础、人文传统迥然不同，因此企业家成长环境也就明显不同。苏北虽也出了不少企业家，如“维维”之崔桂亮，“森达”之朱相桂，“春兰”之陶建幸，“综艺股份”之咎圣达等，但其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共性不明显，企业家总数也较苏南少得多。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将区域特征相对明显的苏南企业家与浙江企业家来比较。

　　但浙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与苏南并无二致，其经济地理特征及文化、体制背景与苏南有很强的同质性，二者没有比较的必要；在浙江的中东部、中西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著名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但如今已呈式微之势，总量不大，而且在今天看来，区域特点不很明显；而最能代表浙江企业家总体特征的应当说非浙南的温州、台州企业家莫属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运用抽象法，将最能代表苏浙企业家特征的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做比较。这两个企业家群体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成就突出，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备受人们注目。尤其诞生于两种不同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中，其成长环境的比较或许能够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也能够对企业家队伍建设诸如企业家生成、发育、成熟乃至新陈代谢等问题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的相同之处甚多。

　　——同处于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地区，物产丰富，非农产业发展起步较早，是历史悠久的“副业大省”，有深厚的手工业及近代工商业传统，草根工业都有一定基础；

　　——民众的商品意识普遍浓厚，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追求剩余的冲动，且能工巧匠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科举考试中屡屡金榜提名，文人墨客，代不乏人。尤其受功利主义、合理主义思想影响深，人们为追求功利目标，不惜作出牺牲；

　　——由于区域地理位置上的相对优越，人口稠密，市镇、集市、码头珠连网接，交换市场化，市场网络化。近现代在“外来挑战——内部回应”的现代化进程中占近水楼台之利，得风气之先，如近代江浙财团，算是中国商帮史上的新式商人，较早进入面粉、纺织、买办、娱乐、航运、成衣等现代产业或高等级产业；

　　——同为东南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一致居于全国前列；

　　——苏南、温台两地的国有工业基础都不是十分雄厚，其经济起飞肇始于农村工业，且以农村工业为主，因此两地企业家大多为农民出身；

　　——在经过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两省都已是非公有经济大省，工业产值当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均超过80%；

　　——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总量大，贡献突出，覆盖面广，成为两处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丛林。环境上的相通之处，也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有着许多共性：他们在市场中长大，是天生的“市场派”；他们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资源，也善于创造和运用非正式游戏规则；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土生土长，曾经长时间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较少受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优势和自信。

　　然而，毕竟苏南、温台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秘密往往隐藏在差异性当中，找到了差异也就发现了规律。环境的差异又导致了他们在行为方式等方面明显之不同。

　　第一，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苏南要比温州优越得多。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一个是临海山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人地比例高，粮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温台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多数人出身很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受过极限状态下的生存锻炼，如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就曾是温州几十万修鞋大军中的一员。这一点颇似历史上的徽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温台地区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求生路，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在外面开阔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积累之后，他们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识、经验及外界人缘等资源向亲朋好友扩散。温台经济发展最初的冲动来自于民间，由卑微又见多视广的民间能人推动、发动。

　　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这一地区农本思想、农战观念源远流长，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他们愿意长期出门在外，也从而普遍善于捕捉机会，察言观色。苏南企业家擅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擅长“硬功”、“外功”。

　　苏南还由于靠近市场和中心城市，其农村工业型式多属城市辐射带动和外资外贸拉动；温台则是典型的市场加工循环型，前店后厂，重视专业化市场建设，有相当一部分人纯粹靠经商起家；苏南有加工制造优势，但中间产品多，利润薄；温台地区虽是起点很低的百姓经济，家庭经济，但却大多生产最终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市场直觉更好。

　　第二，文化传统、舆论氛围，价值观念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异。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因为工厂内部管理离不开合作与秩序。在苏南，“乡镇企业”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同义语，这是思维定势；永嘉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所以，温台地区乡镇企业一词实指各类戴红帽的私营企业。自转制以来，苏南经营较好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集体股太大，经营者买不起，企业改不动的问题，而浙江人却果断地以“创业股”的设立解决了转制中存在的“冯根生难题”(经营者买不起大股)，从而使企业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苏南农村企业产权模糊，企业家收入不明确。平均主义盛行，个人的创造价值难以确认，且迫于舆论也不敢露富。美国《福布斯》杂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国大陆最富有的50人中，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最富有地区之一的江苏，竟无一人入选(见《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苏南多管理型的企业家、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的企业家和技术型的企业家。这就如同民间所谓“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以制度为本，较容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渐渐显示出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进行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如最早出现的民间自治的小商品市场，民办金融机构，个人承包飞机航线，集资入股修建铁路，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这就是周其仁所谓“制度企业家”；而苏南更多的是“管理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显然前者更接近企业家的本质。

　　第三，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苏商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之后，临近上海的苏南士绅见识到了大机器和现代工厂，便纷纷回苏、锡、常、通兴办纺织、冶金等加工制造业。苏商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由于文人绅士加入其中，苏商整体素质较高。可以说，苏南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至新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1980年代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商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远官僚，亲商人”，也因此才避免了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大起大落。但是，这一情况在苏南乡镇企业出现之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在苏南，由于文革和公社时代单一的政府强势整合，社会结构大大简单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化，乡镇企业内部干群之间二元分化。苏南乡镇企业家(干部、准官员)曾十分善于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好大喜功。这甚至已经成了苏南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经过改制之后，政企关系有了新的调整和定位，此一情况或许将会有所扭转。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也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认为他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许多人认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劳动收入)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而事实也正是这样。一些人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不再是“群众”，而成了“干部”、“公家人”。

　　第四，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苏南企业家们在费劲把就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旧体制的包袱轻，也更符合古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市场化程度高，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苏南企业家基本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而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的将小车开到北京部长们的家里，“跑部钱进”，驾轻就熟。在整个1980年代里，苏南各县的领导反复号召农村基层干部“备些好烟好酒，亲自上门，把重要关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县官们此计一出，指令、指标、“三材”调拨单等市场禁锢和计划配额纷纷被拿下。“贿金”、“关系”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功莫大焉。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行业；1992年陈金义一口气在上海收购六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闯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这些人找没找过政府官员？肯定也找过，也不排除“贿金”和“关系”，但他们主要靠自身的企业家才能来实现上述业绩的。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市场，也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另外，由于产生时间上的先后，苏南企业规模较大，基础好，相应的其企业家年纪目前也普遍偏大，改制，尤其经营者持大股，是第一代与第二代大换班的契机。顺便指出，有人认为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家族化现象要比温台弱，其实这是一个错觉，苏南搞得好的农村企业都是带有家族式、合伙式的企业。

　　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温台的飞跃、星星、天正、康奈、正泰、德力西等大公司开始借鉴西方所谓“工人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重视员工劳动价值，尊重职工发展权，实行“四高一优”，即高工资福利，高员工素质，高工作质量，高企业效益，优秀职工优先入股；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突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自己在企业位置没有信心、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家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因此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苏南企业家们的企业文化、人才观念等意识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其实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模式的本质特征正如万解秋所概括的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苏南，19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开收入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挚肘。集体产权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但却削弱了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在苏南，企业家干部化，他们得到了体制内的保护，真正到了基层党政领导岗位之后，也因为懂经济工作，能牢牢抓住经济工作中心。但问题却在于，他们渐渐变成了政府(任命)的企业家，而不是企业的企业家，惯于依赖行政力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上调”后，领导就变成了代替，不是找猫去抓老鼠，而是“领导”亲自抓老鼠。政府公司化，乡村干部农场主化，与民争利，其结果导致官富民穷。有些人即使到了纯粹党政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意放弃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使企业内部管理的自主权受到侵害，也给公务员队伍建设带来极大难度。一个最通常的说辞是“我所管的镇里，私营企业和转制企业领导都发财了，我作为镇领导总不能连他们也不如吧？”这种逻辑固然与吴文化中“当官就是发财”的民间意识形态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上述政企之间打通式的级别结构有关。苏南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官商一体”现象。在苏南，即使一些较纯粹的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分裂症”，一方面要尽力去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苏南一些企业家深受“政绩经济”和“政府行为”之害。有些企业家则干脆进行“适应性体制复制”，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平庸政客，斤斤计较于攀比待遇、捞取好处，对企业吃拿卡要。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食利化；而这一情况在苏南是不存在的。苏南的情况恰是本土情结太重，惧外，排外，企业利益服从社区利益。企业家们普遍都有社区建设的任务和压力。

　　秦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优势在前一句话，而后一句话正是温台优势所在。据说，19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领导很少到温台去，其中一位省长在位五年，一次也没去过温州。1980年代浙江乡村工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变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政治，反感政治。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为争夺更多资源，有的则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民主政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之要求，亦有较强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他们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渴求透明的政治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温州模式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买方市场”的说辞，那只是经济学家们在给官方企业家上小儿科式的市场启蒙课。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地去，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去。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庞杂，可以说“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温台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现代营销网络。早期是供销员，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销”是温台企业家们的第一堂课。苍南县的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1982开始为家乡的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19岁第一次出门时实在是迫于无奈，父亲重病卧床，而他28天跑遍广东省花去263元还没有拿到定单。最后他费尽心机闯进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老总答应他以低于原供方20%的价格、13天拿出样品的条件“试试看”。之后10天时间里，朱诗力一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样，提前三天把样品送到对方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广东老总马上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并预付10万元定金。这一次朱诗力就赚了25万。实际上这种发财模式是温台地区最常见的版本，也是温台企业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在温台，这类以市场营销为纽带而组合起的虚拟企业至今还大量存在。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温台人尤其乐清人他们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其代理制的运用出神入化。温台地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的一些手艺人来代理推向海内外市场。也因为温台企业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内部多数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而苏南企业“产品导入型”居多，一般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

　　第七，在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上，苏南明显好于温台。这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地区，敲诈劫掠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而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苏南则比较少见，黑社会等非法组织很难露头，更难成气候。我住在苏南农村已近五年，对此有切身感受。在北方的大钢厂、油田经常有成群结伙的盗窃活动，反盗窃成为一个大问题，收购赃物的原油收购站、废钢回收站生意兴隆，有些油田、钢厂甚至要养一个公安分局或派出所，但我在江苏永钢集团(位于张家港市南丰镇)的两年时间里从未听说过钢材被盗的事情，甚至在方圆几里地之内除与永钢联营的永南金属回收公司之外，居然没有一家零星收购废旧金属的公司。在永钢时我曾听到某送变电公司一施工队负责人对此地治安环境和效果的赞叹。他说在其它地方施工时用来架高层高压线用的竹竿脚手架，在施工结束后一般都要“丢失”1/3或2/3，但为永钢架了七、八公里的高压线，竹竿未丢一根。

　　从另一方面看，民风民俗也会影响到企业家行为方式选择。很多人在发了财后，确实暴露出很多恶劣的个人品行，如吃喝嫖赌。在这一点上苏浙二地也各有其特点，而且也是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苏南企业家往往都是社区领袖，不仅受体制内的约束，也比较注意公众的道德认同及自身形象；但在温台不会因为企业家A方面犯了错误，用B或C的方面就把他一锅端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新生的民营企业家和农民企业家们给搞坏了。是不是这样？我不这么看。人们对有成就的企业家只是尊重乃至崇拜，只看到了他们风光和辉煌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几乎都是在一种人为的制度“逆境”中摸爬滚打出来，很多民营企业家是在付出高昂的权力租后才完成原始积累，他们洞悉体制内的弊端所在，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不透明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的心态肯定不平衡。即使那些被树为“典型”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其自我成就感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多数人并不理解。依我看，周冠五、于志安、褚时健他们既不算什么“先进典型”，也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注定他们成不了圆满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身败名裂，是制度害了他们。体制内传统的制度安排产生不了企业家。中国的体制转轨是一个新旧体制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家们处在博弈的最前沿，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体制博弈的牺牲品。当今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时期负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企业家。套用马克思形容十九世纪德国产业工人的一句话：他们既为旧体制的残存所累，也为新体制的发育不足所苦。

　　好了，让我们索性走出苏浙两地企业家丛林(人工林和原始丛林？)，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长寿”？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除了上述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整个国家的法律环境乃至宪政秩序问题。通常人们讲“改善投资环境”的时候，只注重引进外商的投资环境，但却忽视了我们身边企业家的投资环境和成长环境。

　　而对投资环境，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个办法。能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社会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调节越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进行，那么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就越趋向透明、稳定和可预测。现在有一类所谓“国有民营企业”(如海尔等)，都是因为一个企业家强人出现(当然这种企业家所在企业原先肯定很差)之后跟随而来的现象。他们只能谨慎地走在体制的边缘地带进行一些有限的创新，其创新环境都有一些企业家个人的铁碗、威信及当地政府的宽容、大度、支持等因素在起作用。并且，这类企业家一旦由“异类”变为“正宗”之后，其企业家精神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调整通常有这样几种方式，中共党章——宪法——法律——行政命令——政策——领导指示——领导意见。从左向右，越往右的管理方式越多变，越往左的管理方式越稳定。在中国，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的政策，比政策更多变的是领导指示，比领导指示更多变的是领导意见。领导指示大多数时候还有个书面文字。而领导意见，常常是打个电话或和领导喝个酒，就能得到。对中国的企业家而言，现实当中的情况却往往是：口头(意见)>白头(批条)>红头(文件)>黑头(法律)。对个人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也是这样，越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越稳定，越是靠领导意志越靠不住。优秀企业家总是流向最适合创新地方，也即对创新精神的保护和激励最稳定、最有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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