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都市圈比较

　　新望 刘奇洪

　　自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圈(带)”概念以来，大都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戈氏认为，大都市圈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标准有五：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 之间没有间隔，且联系密切；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5.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尽管国内冠以“大都市圈(带)”概念的地区很多，但按照戈特曼的提出的标准，中国目前称得上“大都市圈(带)”的地区只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无疑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带)的发展，将对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实现和对其它大都市圈(带)的形成，都有着深远影响。今后几年内，国家将对省市行政区划作出较大调整。调整的主要依据是突出大城市,尤其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国内三大都市圈的由来、现状及发展趋势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可以预测，未来国内区域竞争将是都市圈之间重量级的较量，中国最大的三个都市圈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并成为辐射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

　　一、 由来

　　据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大北京都市圈(也叫大首都都市圈、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或世界城市)总体规划”课题称，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面积有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00多万人，另有数百万流动人口。

　　京津唐大都市圈框架脱胎于元大都。元大都的遗迹除了北京城北面的几堵土墙外，目前留下的实物已不多见，但元大都为明都城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大清皇朝延续了明都城的格局，又在都城的西北面建立了数个皇家园林，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城市格局基本上是明都城的延续。20世纪上半叶，外强入侵，国门强迫开放，位居海河入海口的天津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外强开辟租界最多的城市，唐山也因拥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条件，成为外强掠夺中国资源的矿业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50、60、70年代，中央政府把北京、天津的重化工业建设被放到了突出地位，钢铁、石化、机械、精细化工成为了京津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但重化工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区域竞争之势加剧，北京凭借首都的政治资源优势，获得了全国其它任何城市所不能获得的大量经济资源。譬如北京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中关村”及规划建设中的三个大学园和若干科技工业园，其活力之源是中关村聚集全国最多的一流科技力量。无疑，北京科技力量的聚集，以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为前提，北京的各种利益集团往往又具有调动全国经济资源的各种能力。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北京聚集全国经济资源的力量又将进一步增强，建城区这块“大饼”将摊到五环路以外，同时，环境治理也被放到突出地位。

　　长三角大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15地级以上城市。包括2个超大城市(上海和南京)，1个特大城市(杭州)，4个大城市(无锡、苏州、常州和宁波)，14个中等城市以及33个小城。长三角城市化水平整体较高，城市体系完备。目前区内已有许多城市的郊区事实上已经连成一片，形成都市连绵带，被戈特曼称之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带。从城市人口来看，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非农业人口达到2774.74万人，占总人口的37.3%，考虑到本区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城市化人口，本区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以上。

　　长江三角洲的繁荣发契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移(西晋末、唐末、北宋末)。经济发展之后，形成了众多的工商业城市。唐宋时期，扬州、杭州、南京、苏州人口已经在三十万以上，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在外族入侵中国以前，长江三角洲的棉织、丝织业已经高度发达，产品不仅销到全国各地，还远销国外。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几股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势力向长江三角洲集中，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最快地区和经济最发达地区，涌现出了外来势力集中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南通、无锡、常州等。同时，近代工业也促使小城镇建设有了一定发展，如江苏的江阴、常熟、太仓、昆山等。20世纪50、60、7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基本处于停滞时期，城市数目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如江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常熟，50年代初期曾列为城市，但后又从城市行列中剔除了。这一时期还由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上海等大城市工矿企业的外迁，城市人口大量外流。20世纪后期，在中央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加快，建制镇和县级市(小城市)的数量急剧增加。各类开发区建设，成为原有城市外延扩张的主要标志，上海浦东、南京高新区、苏州新区和工业园、杭州高新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成为了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最快、市政建设最好的地区。新世纪初，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入世”，长江三角洲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外商投资“热点”。在城市发展战略上，这一地区开始由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空间布局上，再次由分散走向集中。决策者已经意识到，随着交通网络的改善，城市之间的联系更为方便，画地为牢，就城市而论城市，已没有出路，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其实就是“都市圈化”。

　　广东省1994年曾确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其范围包括广州市区及所辖的花都、从化、曾城、番禺4市；深圳市；珠海及所辖斗门县；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及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4市；肇庆及所辖高要、四会2市；江门及所辖新会等5市；惠州及所辖惠阳、惠东、博罗3市。珠三角经济区总面积41698平方公里，1999年底总人口为2262.14万人,耕地面积990.46万亩,GDP为6438.89亿元(现行价)。当然，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概念则不仅包括珠三角经济区内城市，还应把香港、澳门计算在内。无疑，这里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圈。

　　自秦代以来的2000余年的时间里，广州一直都是珠江三角洲甚至整个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一度还做过南越王的都城。清皇朝实行海禁，只规定广州可以对外通商，使得广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唯一“窗口”，并使广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得以确立。鸦片战争爆发，香港被英国强行占领，广州被强行开通为对外通商口岸，人口、经济资源很快集中，珠江三角洲基本形成了广州与香港对峙的格局。1949年后，珠江三角洲由于地处海防前哨，大量工业企业内迁到了中国的内地和省内的韶关等地，城市建设也处于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步入改革开放之“先河”，1980年，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成为经济特区城市，1984年，东莞、中山升格地级市，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开平等纷纷撤县设市。珠江口两岸，遇河架桥，逢山凿洞，通过大规模公路建设，形成了高等级公路为骨干的公路网，以珠江口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都市圈初具规模。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投入，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的大转移，新世纪初，珠江三角洲成为了世界IT产业的生产基地，城市由量态扩张变为质态提高，经济、社会、生态趋向于协调发展，城市间社会、经济联系也趋向紧密，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以港深、广州为一级城市，珠海、东莞、中山、佛山为二级城市，惠州、江门、肇庆(部分)为三级城市的都市圈(以人均GDP及城市的影响力来衡量)。

　　二、 评价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就本质而言，是市场化的过程。戈特曼的“大都市圈”概念也处处体现了市场化的标准。从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情况看，京津唐大都市圈与戈特曼意义上的“大都市圈”有些貌合神离，离真正的大都市圈尚有差距；长三角大都市圈尽管在中国是最早形成大都市圈的地区，城市体系较为完善，但内部横向经济联系不强，产业升级缺乏一种有效机制，国际化程度也有待提高，尤其上海要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珠三角大都市圈(带)是中国近年发展最快的都市圈，在香港的推动下，它也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的都市圈，但也存在着内部横向经济联系不强，缺少内部协调机制，内耗竞争严重等问题。

　　如果说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那么，京津唐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中央集权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都城的集中。

　　三大都市圈各有其竞争力优势。聚集竞争力最高的都市圈是京津唐都市圈，区位竞争力最高的是长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竞争力最高者则属珠三角都市圈。

　　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指出，城市大约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其一是开封型城市，这是典型的亚洲消费型城市，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仅仅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斗争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业性；其二是苏杭型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但工商业比重较大，且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苏杭型城市周围还会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

　　北京就是典型的开封型消费城市，它的建设和发展是依靠全国的资源集中。“漕运”调集粮食和日用消费品，并从全国各地调集匠人，修建城墙和宫殿。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就是由苏州的“洞庭帮”建造而成。天津是“天子摆渡”的地方，也是拱卫京畿的军事重镇，所谓“天津卫”是也。正是由于封建王权势力的约束，天津工商业的发展比上海、广州等城市晚，口岸开放也比较晚。但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尤其天津机器局的兴办，此一局面发生变化。官办军事工业因此而成为天津近代化的发端。“七七事变”后，天津更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华北资源的“桥头堡”，天津也由此成为了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1949年后，尽管天津的工业也在发展，但北京已是华北经济中心，大树底下无大树。天津的工业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了很大影响。

　　唐山是京津唐都市圈的“北翼”，工业以能源、冶金、海洋化工、建材、机车制造而著名，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井、第一条标准轨铁路、第一辆蒸汽机车、第一袋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都在唐山问世，唐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保定作为京津唐都市圈的“南翼”，自古就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后还做过河北的省城，只是由于石家庄的交通位置重要，才把省城的宝座让了出来。保定工业似乎乏善可陈，除了传统纺织业，为人所知者，恐怕要数乐凯胶卷了。廊坊198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才设为省辖地级市，工业还不发达，但由于其距京津两市均在50公里的范围之内，休闲度假等高等级三产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典型的都市圈内的“反磁力聚集点”。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接近香港。香港是其主要的投资来源，约占75%。根据香港工业总会调查，在珠三角投资的97%的香港企业家把地理上接近作为他们投资的决定因素。外资的进入，催生了珠三角一批中等城市的快速成长。本来，明清时期，佛山是与朱仙镇、景德镇、夏口(汉口)镇并列的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江门的“五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也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侨乡，珠三角的一些乡镇随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兴起也得到较快发展，但近几十年来，该区中等城市发展不快，在城市体系中处于“断档”状态。1980年以来，小城市和县利用外资比例占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将近50%，一批新城市随之拔地而起。1978年到1998年的短短20年，珠三角的的城镇密度增加了至少10倍以上。东莞的崛起就是典型例子。东莞现有32个镇区，本地人口152万，外来人口近600万，2000年底GDP达到488亿元，成为信息时代的制造业名城。当然，珠三角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对周遍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入世后，随着内地尤其长三角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流向已有所改变，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异地搬迁；珠三角80年代后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靠了国家的优惠政策，尤其在人才的引进上。广东经过近10多年来的“新大学运动”，地方高校、民办高校及大学园区已有很大发展，但该地区吸引人才的政策优势将逐渐弱化，人才储备仍然是弱项，从“民工经济”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还有待时日。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自为政。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5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由国家经贸委综合司牵头成立的长三角经济区和上海经济区也先后无果而终。条块分割，恶性竞争，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导致一些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程因各地政府之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更为严重的是还干扰和制约了区内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形成了所?quot;条条经济"和"块块经济"。南京地区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四家石化企业，扬子石化公司、金陵石化公司、仪征化纤公司、南京化学工业公司之间本来存在着相互协作、相互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内在经济联系，但是由于上述企业分属中国石化总公司、纺织总会和江苏省，迫使各个企业都?quot;大而全"的方向发展。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就花费了上百亿元，已建成的项目大都开工不足。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我们以两省一市为统计口径，计算出来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76，而江苏与浙江的相似系数竟高达0.97。城市之间亦是如此。以苏锡常三市为例，三城市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纺化冶食"，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轻工、机电齐头并进，新型家用电器各铺一摊。

　　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太湖流域的面积仅占全国的0.38%，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32亿吨/年，为全国的10%，水乡泽国出现了普遍的"水质性缺水"。解决之道只有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协作，统一规划，统一治理。

　　三、 展望

　　国内学者王建1996年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的城市化模式。他认为，采用美国式的“大分工的区域布局与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不适合我国的实情，但日本由于平原少而采用的“都市圈式的经济布局方式以及大中型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值得借鉴。去年，留日中国学者周牧之(周立波之孙)也在多个场合呼吁重视大都市圈建设。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仿电子集成块城市”理论主张，主要发展能把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辽中南、济青烟等城市带串成一条的东南沿海10亿人口的一级特大城市带，同时兼顾发展中西部的较小城市带。

　　最为激进的地理学家过客的都市圈哲学是：吸收二战以后最成功的城市带建设经验，不受广大国土诱惑，尊重经济规律，选择微量理想国土(当然是东部的大都市连绵地带)，集中全国多数人口和资产，加速实现全国经济跃升。过客认为，近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初步成功，实际上归功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个世界三级城市带的初步形成。中国今后应该学习美国建设波纽华城市圈的经验，用三、四十年时间集中精力拓展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都市圈。

　　的确，都市圈理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快，若干全球信息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或国际性城市，越来越控制和主宰着全球的经济命脉。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使全球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等级体系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而且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相互间联系的广泛性而愈益重要。这样，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正逐渐形成。大都市圈也成为一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综合实力的象征。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中国城市发展将出现如下趋势：城市化过程空前加速，涌现出更多的新城市；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形成速度加快；几个世界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

　　自70年代美国社会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以来，人们也纷纷观察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快速增长过程，认定分散化趋势确实已经展开。但这一结论只适合于城市微观区域的情形，从更宏观区域来看，集中化趋势似乎更明显，近几十年来大都市连绵区和大都市带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印证了这一集中化过程。大都市连绵区上最具发展活力。城市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地域发展格局在信息社会也许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在，从而有可能导致“乡村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两个过程的合二为一，使全球聚落向具有良好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地域结构演化。

　　城市化战略是中国至少21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大城市、特大城市还将继续发展，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有“大都市”才是真正的“大战略”。无疑，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将对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实现和对其它大都市圈的形成，带来深远影响。

　　三大都市圈的金融业、信息业、交通业、制造业都在全国具有枢纽和核心地位，其都市连绵带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利于这些地区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确立起区域核心地位，从而进一步带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近阶段尤其应重视沪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港—穗珠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京—津—唐环渤海城市连绵区的建设。对于正在成长的都市连绵区，如济南—青岛地区、福州—厦门地区、武汉—宜昌地区、成都—重庆地区、西安—宝鸡地区、郑州—洛阳地区、长沙—株州—常德、长春—吉林地区、哈尔滨—齐齐哈尔地区，应根据连绵区梯度发展的特点建立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和村镇规划所构成的空间地域综合规划体系，强化区域规划的横向协调作用，变“行政区经济”为“都市带经济”，甚至可以考虑建立松散的城市联合政府。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已处在向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的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今后五年，城市化进程将明显加快。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也是我国最大的城市(镇)连绵带，是世界各大河三角洲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高和城镇数量最多的地区。未来10年内，长江三角洲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亚太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之一，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外向型经济示范区。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长三角都市圈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明显，成为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点和国内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战略支点。通过高新技术对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一个世界性的新型制造业基地有望在此崛起。

　　经济地理学家顾朝林提出，要进一步缩小长三角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带的差距，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具体目标是，到2010年，成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半紧密型区域经济联合体；到2020年，基本建成一个经济实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区域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区域经济外向化、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共同体。

　　以往，长江三角洲创造了具有苏南模式特点的城市化道路，“自下而上”，“离土不离乡”，发展小城镇，城乡一体化。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批经济实力强，社会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的城市群。上海、南京、苏锡常各都市向巨型大都市连绵带发展，中等城市各具特色，优势互补。

　　当然，都市圈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世界级的超级城市作为其内核，这种“内核”至少应当是圈内的中心点，是调控枢纽；是增长极，促使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的生成；是辐射源，创造并扩散需求；是集散地，有强大的运输中转能力。另外，世界级城市除了能源、水源、机场等硬件条件以外，新型政治机制和创新能力也是至为重要的。

　　从以上标准来衡量，上海、广深、北京，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上海的GDP是香港的1/4，东京的1/20，而且经济结构更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上海需要培育和完善城市综合功能，调整、优化城市空间密度及经济功能，增强其集聚辐射能力，为长江三角洲及长江经济带服务。

　　根据“五普”统计，广东省今年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而据茅于轼教授的一项测试，广东省的市场化水平也居于全国各省前茅(排第二、第三的省份是福建和浙江)。无疑，这两项指标在珠三角地区还会更高。今后，大广州将继续向番禺、黄埔方向伸展。随着总投资160亿元、58公里的伶仃洋大桥的获准立项，广州将逐步与珠江口东西岸的香港澳门之间彻底贯通。有专家提出，深圳与香港之间，“放开一线(同香港接壤的一边，主要管人)，管好二线(同内陆接壤的一边，主要管物)”，港深经济一体化，成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港深自由贸易区”。董建华甚至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出“整合珠江三角洲，构建大香港”的主张，据说，此论已得到中央高层官员支持。最近，珠三角又进入新一轮城市大合并，江门、新会即将合并，广东省政府还正在论证南海、顺得、三水、高明与佛山的合并方案，其中南海、顺得撤市设区。届时，佛山市将由现在的74平方公里拓展为3813平方公里，成为珠三角的另一特大城市。

　　吴良镛教授规划的大北京“世界城市”似乎比国际城市更高一个等级。它更加强调开放性，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国际交往等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协调功能更加突出。“大北京”之大主要是指，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在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地区，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转变，城市沿交通轴呈葡萄串状分布发展。吴教授的规划可能会对北京“摊大饼”带来的中心区污染和拥挤问题有所缓解。而刘世锦则认为，发展轨道交通，并通过高速公路等与市区连接，将北京的中心区居民逐步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这样，既可避免“摊大饼”的后遗症，还可拉动内需，实现北京居民想‘住大房、住便宜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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