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改制的前前后后

　　新 望

　　薛小和(《经济日报》记者)：据最新统计，今年以来苏州市新增合同外资每月累计额增幅都保持在80%以上，1—7月新增合同外资52亿美元，名列全国各城市之首。其中，苏州市乡镇引进外资项目52项，合同外资24.64亿美元，分别占全市总额的67.7%和47.35%。我们这几年听到的来自苏南的消息都不是很好，这个消息很鼓舞人，是不是苏南经济出现了新的 亮点？

　　新望：苏南毕竟是一块热土。

　　在经过反思和改制的阵痛之后，苏南经济出现了许多新亮点，其中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民间经济的勃发是最引人注目的。具体地说，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苏南园区经济，以“江阴板块”为代表的资本经营，以常熟波司登、梦兰、隆力奇为代表的村级经济，以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常熟招商城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和张家港的沙钢、永钢等规模企业，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从实质上说，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是外资大规模涌入带来的。外资为什么青睐苏南？这是由很多的区位优势和文化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经济基础好，劳动力素质高，只要政策放开，吸引外资进入，就能激活本地经济。其次，苏南在长江三角洲，在传统经济发达的轴线上，与上海浦东近在咫尺，所以，外资把苏南作为他们投资的热点也是必然的选择。

　　薛小和：从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我们想到苏南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往日辉煌。请你谈谈当年苏南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

　　新望：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单一种植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同时，新的经济组织及“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也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以苏南为代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把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城市工业化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也是苏南乡镇企业的成功使乡镇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合法的战略地位。乡镇企业的贡献早已超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标。

　　薛小和：现在苏南的乡镇企业都改制了，有学者认为，改制的缘由不是乡镇企业自身出现了问题，与宏观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是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大调整带来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新望：我认为苏南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自身机制和基层体制环境都存在着先天不足。随着改革的深化，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局限性日益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这种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是政企不分。

　　薛小和：那么这几年苏南在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中，政企不分的现象有没有得到改变呢？

　　新望：中小乡镇企业经过民营化改制后必须独立地面向市场，在融资、用地、税收优惠、市场销售等方面，过去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职能已经由企业独自承担了，所以政企不分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善，因为改制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如果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的改制，那么政府自身经济权利和利益的退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薛小和：在前面讲的新亮点方面呢？是不是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

　　新望：“新亮点”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苏南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投身于经济发展的热情一直没有衰减过。过去乡镇企业兴旺时政府是惟一的出资主体，垄断了经济发展的资源，今天政府把热情转到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有的政府领导热衷于兼任开发区的领导，随意承诺优惠条件，利用“拼地价”引进外资，这些都反映出投资环境的法制化还远远不够。但是在苏南无论是在乡镇企业改制方面，还是在引进外资方面，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企关系必须重新定位，重新调整。20多年来，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这曾经是一种优势，但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必然要求政府职能的转换。要精“官”简政，规范政府行为，适当分离政府经济职能，改变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民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看到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创办工业园区，如江阴“申达工业园”、三毛“凯诺科技园”等。我认为，企业自主招商引资，才是发展的方向。

　　薛小和：苏南地区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强政府的态势，经济发展本身也有浓厚的能人色彩和政绩取向。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乡镇企业痛失领先地位、1998年集体经济投资负增长的情况证明了强政府与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如今，如果想以引进外资为契机，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培育和营造有效率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体包括：放松和取消各种进入限制、清理并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清理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使之公开统一等等。只有这样，只有放弃一些行政官员手中过多的权力和借以获取的既得利益，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才能真正亮起来。

　　薛小和：你谈了苏南以大规模引进外资为契机，点燃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但是对于我们苏南以外的人们来说，苏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乡镇企业。我们知道苏南的乡镇企业都进行了改制，我们很关心改制的成果如何？怎样看苏南乡企的第二次改制？

　　新望：经过1998年的第一次改制和2000年的第二次改制，苏南的乡镇企业约有97%实施了改制，改制后不少企业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如一批民营性较强的企业(原来带红帽子的合伙制、家族制等企业)经过改制后迅速崛起，虽然这些企业大多从事传统制造业，但由于植入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科技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再如一些原来由社区政府举办的集体企业，由于改制后经营者持大股，其“准国营”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另外，过去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技术能力、销售渠道、经营人才等在目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环境下得到充分发挥，盛泽镇很多丝织企业的老板绝大多数过去在乡镇企业里干过，而且是经营骨干，现在的政策鼓励他们投资，过去的经验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资本。

　　薛小和：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改制呢？又是怎样改的？

　　新望：进行第二次改制主要是因为1998年改制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公司法》保护，所以又要再次改成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改制的形式有：“摘帽”，主要是针对带红帽子的校办企业；“还原”，主要是针对实际由一人出资的假股份合作企业；“转让”，内部股转让，达到经营者持大股的目的；“退出”，即公有股退出；“出售”，出售给个人或合伙人。二次改制后，根据企业规模大小两头靠，依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很多乡镇企业拿出优良资产转制，救活不救死，经营不善或资不抵债的公司至今还由政府在扛着；也有些“大而盈”的企业为能尽快转制，采取了租股结合的办法，在净资产中划出一块由村镇集体租给企业，剩下的股份化，既有集体股，也有个人股，当然是让经营者持大股。

　　薛小和：企业出售股份后应该能回笼一大笔资金，这笔资金企业都做什么用了？

　　新望：这里要先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实际上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比如在乡镇企业最发达的锡山市，由于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就试图通过老百姓的集资来弥补，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使得集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改制成了惟一的选择。所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转制所得资金能将债务还清已算不错，这大概要占回收资金的50%以上。当然在基础较好的企业会有一笔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造或流动资金中。但从大面上看，转制后的企业不会在资金上很富裕，相反，由于传统的积累机制和融资渠道不灵验了，转制后的企业会因为失去政府出面的贷款、集资担保而发生融资困难。

　　关于资金问题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现在留在企业里的集体股，经营者有没有动力和措施对集体股实施保值增值，二是一些社区政府利用回笼资金成立了资产运营公司，如何运营？我建议去做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现在社区政府手里还捏着一笔改制出售集体股所得的净现金(仅苏州地区大约在120——150亿，有些钱尚未到帐，约在15%左右，属秘密，只好估算)，这部分钱各镇成立了资产运营公司，实则政府所有，是一块汤手的山芋，我担心迟早流失掉。

　　薛小和：据说在转制中存在着不够公平和规范的情况。

　　新望：是这样。比如在评估和谈判中，为顺利改制存在集体资产方“让一让”的情况；在一些企业存在侵犯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如资产增值未清算，强行买卖；还有些小企业改制后，将集体福利等资产划归到了个人名下等。总之，可以说二次改制激励了大股东和管理者，但还没有最大限度地激励小股东和职工。

　　薛小和：有些学者担心，原来的乡镇企业民营化后，农村的公共开支由谁来负担？此外有没有出现农民从企业失业的问题？　

　　新望：的确，改制后虽然企业在机制和环境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还会面临很多其它的问题。如：产农村基层民主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渠道问题；改制后企业由干群关系转化而来的劳资矛盾问题；股权的流动和退出机制问题；小股东的利益保障问题以及一把手的特殊化和腐败问题、党政干部兼任企业领导从而制约企业家成长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薛小和：但是苏南改制显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改制，多种经济成分的力量才能调动起来，这一点不能因为存在不公正问题和不完善问题而被质疑。

　　新望：的确是这样。苏南的改革意义重大，将为我国其他地区乡镇企业的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但是以苏南现有的基础和区位，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只是由于某些制度性、观念性因素阻碍了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先改革，先发展。”这是我们苏南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基于此，我们才热切地期待着加快改革，期望通过改革把苏南变成政府、民间都具活力的开放型的地区。

　　薛小和：你说，苏南的企业在改制后“还会面临许多复杂又特殊的问题”，为什么经过几年的时间、两次的改制还有这么多问题呢？我想补充一点看法。

　　依我的了解，苏南的乡镇企业中的大部分从一开始就是由乡镇(当时是社队)筹集资金创办的，税后利润也由乡镇政府支配，所以它们其实是乡镇公有制，或者说是“小全民”。这次改制也是乡镇政府推动的，因为他们最先感受到了改制的压力：他们作为所有者的企业负了债，他们要摆脱债务，自然要推动改制。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乡镇政府推动改制的主要动机是降低财政负担，他们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推动改革的。如果他们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推动改制，就会考虑社会效率最大化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小股东的利益，等等，但他们不是，他们就没有考虑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套问题，结果就可能引出新的问题。有一位乡镇企业主管领导说，只要“政府不操心，银行不追债，厂长能接受，职工也挺高兴”，改制就算规范了。果真如此，改制不就变成救火了吗？火灭了，死灰复燃怎么办？所以，有关领导一定要同时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改制，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