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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什么是农村工业化？对此一问题，经济学家们多从回答“什么是工业化”而始，而回答“什么是工业化”多是引用张培刚教授曾经下过的一个定义：“一系列必要的生产函数(Strategical Production Function)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这种
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工业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转引自苗长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第68页)。然而，农村工业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与这个问题相联系或者说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只有以农民和农村为出发点，才能更加准确揭示农村工业化的本质意义。其实为工业化做出标准定义的张培刚教授并不主张农村工业化，而是着眼于工业的城市化，因此，用张培刚的观点来解释农村工业化就有点不着边际。
农村工业化是本世纪30年代因为农民的失业、流民的大批涌现，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大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当时有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在众多方案中，有一种主张走第三条路的观点提出实行农村的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强调的是“农村工业”的特点，而“重工”学派张培刚、吴景超、陈序经、袁聘之等人强调的是“工业化”的特点，走欧美的古典式发展道路。所谓农村工业(当时又称乡村工业、乡土工业、家庭工业)主要是指小手工业生产，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费孝通选集》第295页)，农村工业实则是一种“副业”经营状态，当然既名“工业”也不排斥机器的使用。
当时主张农村工业化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先生。他在1935年1月发表了“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的文章(《独立评论》第137号)，最终使“第三条路”成为引人注目的理论流派。他认为，中国不宜立即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应该有个过渡时期来做引渡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他认为都市工业虽可以增加就业，但岗位有限，非一时能够办到。“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从对提出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背景考察中，我们也许能更好的理解作为一种发展道路的农村工业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郑林庄虽然对农村工业化的内容的限定和概括过分狭隘，但是做为解决农民出路与农村贫困问题的道路选择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农民的这一独创上升到了农村工业化理论层面来思考，而且，由于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尽管这时已不再讨论农村工业化道路能不能行得通的问题，尽管这时农村工业产生发展的背景已大有不同(计划经济和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尽管这时研究的方法(如以刘易斯最初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依据)及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如小城镇建设)大大超过了30年代，但这两个时期讨论的实则是同一个大问题，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善答案的老问题，即农村工业化问题，当然，这个大问题之下理所应当地包括：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农村工业化的缘起、地位、作用及成功之路。
综合前人在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论述，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农村工业化做如下“操作性定义”：农村工业化是指借助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本要素使机械化生产在农村能够普遍实现，工业化操作的劳动人口在农村人口中占绝大比重，农民最终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显然，这里所定义的农村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范畴，强调借助于要素市场，含有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不可分的意思，同时还强调农民最终走出土地。这一新的定义已经与张培刚先生所定义的工业化(实则是城市工业化)概念相去甚远，这里强调的是“农村工业化”五个字的不可分，或者至少是“农村工业”“化”，而不是“农村”“工业化”，即“农村”概念与以往“工业化”概念的简单相加。
这正如陈锡文先生的观点：“中国的乡镇企业确实是或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他们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非常紧密。”“如果要把乡镇企业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特殊行业，以及生活在其中所有的人的关系分开，就可能会给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一些困难。因为乡镇企业和当地产业的发展，和当地居民的收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举例说，办在城市街道的企业和办在村里的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大不一样(陈锡文，《面对复杂的乡镇企业》，《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4月4日)。只要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农村工业”的特殊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同理，农村城市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原来所谓的工业化，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城市工业化，这已约定俗成。至于这两年又出现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那已经是后来的现实发展之后才提出来的事。实践正在表明，在中国，只有农村工业化才预示着真正的国家工业化。这个路子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80年代中期以前，谁也不会想到乡镇企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乡镇企业的崛起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业经济问题。
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的特殊性，我想随便地在这里举出几个我们曾调研过的江苏永钢集团的例子。
第一件事。1999年6月份某日，厂里发了一个文件，公布了三条决定。1，所有股东领取上半年股息分配4%；2，各集资款户于5日内结清集资款；3，全厂裁员350名，同时招收新工人。仅这三条决定背后就埋藏着很多需要解释的东西。股息不同于红利，按理说是不允许的。但实际情况是，前一年股东们的入股金大多借高利贷(1.8厘，1.9厘)而来，改制企业又刚刚开始运行，此时急需稳定人心，解除股东压力，这种做法亦未尝不可；永钢的集资款仅限于职工家属或业务未来单位，但1998—1999年中央银行连续降息，货币价格下降，集资款使财务成本相对增大，及时结清集资款是明智之举；当时罗纹钢价格下降，整个市场不景气，处在失业高峰，劳动力价格低，而这正是优化职工队伍的好时机。同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要作出如此迅速、灵活的决策和反应恐怕不太容易。
第二件事。从永钢的人事档案文件上我发现，一次发文的干部调整有可能涉及四、五十人；再如，各部门基本不设副手。如果是人才就干脆让他另起一摊子。而同在苏南的另一家大国营钢厂却恰恰相反，各管理职能部门最能干的人都处在副手位置，怕太能干了，上面不好管，安排一个平庸点的一把手压一压。这就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细微而又根本的差别。
第三件事。永钢旧宾馆的拆除工作，为抢进度，请了无锡一家定向爆破公司炸毁。炸毁留下的断墙、楼板、瓦砾，堆成了一座小山。奇怪的是，剩下的事就有人找上门来抢着干。问在工地上搬运混凝土垃圾的民工，原来他们就是为了砸开混凝土，取出里面的钢筋。他们是有组织的专门施工队，有专门的方法，专门的工具，也有专门的废旧物资的回收渠道。永钢省下了搬运旧建筑垃圾的钱，而且这些民工们将敲碎的混凝土垃圾倾倒在永钢指定的地方，很快，这里新铺成了一条永钢大道至联峰鹿场的水泥马路。这件事，一石三鸟，各有所得，皆大欢喜。这种事，在城市，在国有企业是不多见的。永钢这一出一进，省下了两笔钱。在永钢这类乡村企业，类似的事还有很多。无形之中，减少了支出，增加了效益。在这种氛围之下，也迫使企业精打细算，尽量使企业行为协作化、市场化。
因此，如果将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在农民的出路和农村的未来这个理论背景之下来考察，我们会发现研究中还面临一个更宏大的课题。或许这个课题是近现代中国和今后未来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温铁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对于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能够提出的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无论什么外来思想、内生理论，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上受检验。”(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顺着“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条众多知识精英们已经艰难探索过和正在探索的崎岖之路。这里不仅有对农村经济改良的尝试，也有在农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风俗建设的努力。
本世纪初，一批精英人物即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孙莼斋都做出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他的山东邹平改良实验至今还被人们所称道。然而，农村的社区建设、农民的社会地位这一历史性课题虽经江山易手但至今却迟迟难以解决。在中国，农民不是FAMER，也不是LANDER。现今的农民也早已不是单纯的种田人。但“农民”的称谓却始终标识着一种身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从法律意义上讲，市民、农民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公民。农民一直是我们改造的对象，农民曾被称为“公社社员”。在一些人的日常用语中，“农民”还是一句非常刻薄的用来骂人的脏话。提起“农民企业家”这个名词，象是在五味瓶里浸泡过一般。农民们办的企业也被称为乡镇企业而曾经打入另册。可中国改革的大幕就是被农民们掀开；我们依靠城市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乡镇企业却成为国民经济的半璧江山。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近80年当中，通过三四十年代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和八十年代前后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两次还田于民，争取到了农民，然而，新中国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运动虽然使政权建设得以在农村延伸，但在经济上却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农民经济自主权的落实、乡镇企业发展之后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农民的地位、出路及农村基层制度的建设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农村与农民问题的研究成为建设现代化法制国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和现实的理论问题。
1990年代以来，在前人未竟的探索的基础上，一批学术精英又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视野上更为开放、方法上更为现代、规模也更为宏大的跋涉，而且，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与“三农”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耦合趋势。社会学界、经济学界通手合作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村庄再造(基层民主)成为过去20年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三大重点课题，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土地制度、农户行为、农民价值观、农村社区领袖、民间权威、村落文化、合作经济、农业产业化、生态环境、反贫困问题等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当代出版社出版了陈吉元主编的《全国百家乡村百家企业》大型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大型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志华等人的《乡土中国》大型系列丛书。海外如黄宗智、杜赞奇、钱颖一、何梦笔等人更是将人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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