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批判

　　新 望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制度因素，在当代，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滥斛。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将文化因素予以高度重视：“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1993年版第292页)诺斯以经济 学家的眼光审视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诺思说：“社会生物学家的一大贡献就是把他们的观点引入人类社会的生存特征中去，但他们肯定舍弃了至少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并存在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明显的事实，即人类文化所产生的多样的、矛盾的和无效率的情形。”(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诺思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经济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强调“精神制约”、“制度安排”在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他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提出了价值、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规则也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所以在诺思那里，经济学、经济史和意识形态是统一的。林毅夫甚至更为肯定的说价值、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作为人力资本要素的一部分而对经济发展起作用。

　　80年代以来，东亚诸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亚洲价值观的关注，成为东亚模式的文化地底蕴。然而亚洲“东方集权”、“儒家文化”又被提出来作为攻击的靶子。苏南模式的发展和领先地位的丧失，也引了了人们对同一问题的全面的反思。曾经有人认为是吴文化中的某种因素促进了苏南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苏南模式。这一观点和亚洲价值观论者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的确，研究小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及其农村工业化的问题，我们不可忽视这一地区的文化的独特性。

　　与小三角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吴文化，从地域上小三角与吴地恰好重叠，这也为小三角概念提供了又一佐证。小三角的地域文化就是吴文化，[1]这一地区属太湖流域，所以也有人称太湖文化或水文化。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利斯曾经说过：“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皆从水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小三角的历史是一部水与人的历史。

　　实际上，水文化的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了小三角地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从这里特有的地名浦、浜、塘、圩等即可看出。如同大家都熟悉的区域文化概念一样，最直观的文化分类均以山水地域特征为标志，如雪域文化属山文化，秦陇文化属高原文化，蜀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属平原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属山水(湖、江、海)文化，而吴文化则市典型而纯粹的水文化，但是一种内陆水文化，与包容量较大、开拓风险意识很强的海洋文化又有所不同。

　　上海的都市商业文化，也有人称海派文化，是近代产生的边缘杂交文化，是本土的江南文化与外来殖民文化的混合物，兼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本土是“体”，外来是“用”，已是与吴文化有显著不同的开放型现代文化。吴文化是一种城乡混合文化，土而俗，正通过工业化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推移之中(研究这种变化是另外一个大的新课题“苏南学”)，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具典型性价值。因此，我们在分析小三角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对这一特殊的海派文化作以抽象。而况在上海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前它原是淞江府或苏州郡的一个小县，在历史上(近代以前)它仍然在吴文化的涵盖之中。

　　一、勤劳。

　　小三角典型而传统的农耕社会，造就了此地纯粹的小农个体和小农家庭，这种农耕意识至今仍然深深地印映在人们的性格中。父耕、母织、子读的家庭理想源远流长。黄宗智等人甚至得出长江三角洲小农不是理性的经济人的观点。80年代这一地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小城镇星罗棋布，中心城市通过开发区建设也得到迅速拓展。但是，这些城镇与通过发展现代大工业而形成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方面是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在经济层次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市民的来源是祖祖辈辈从事农耕的本土农民，这些新兴城镇实际上仍然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尽管有了较大规模的硬件建设，但是仍然不具备现代城市形态。这使我们辨识小三角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熟制或三熟制使小三角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使优越的气候和水田之利赋于此地民众先天的美德。在一年一熟制和农闲时间占近半年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生活的慢节奏可想而知。勤劳惜时是所有自耕农和佃农的基本秉性。勤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业剩余的增多，正是这种明显的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民众有了普遍强烈的追求剩余的冲动。在靠天吃饭或面对亚酷的自然环境之下，人们久而久之只能无所作为，望洋兴叹，随遇而安，从而主动改造自然、追求剩余的冲动只会越来越弱。

　　勤劳吃苦是吴地民众基本的价值观。它主宰并衍生了吴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刚来张家港时的女房东，是一位从“土地工”退休下来的老太太，她的家由于城市的扩建现已位居城中，住着宽敞的二层楼房，但已天地可妒。退休后先是在自家门前卖冰棍、冷饮，后来整顿市容，冷饮被迫歇业，她又受雇于长途汽车站打扫卫生。每天早晨五点上班，上午八点以前打扫卫生完毕回家。在车站的垃圾中车站汽维工丢弃的废旧零件等金属物，女房东收之与其它垃圾分离，捡回家。最初车站让她无偿拿回家去，后来可能是量大，也可能是车站汽修人员认为这些破烂带可卖给废品收购站，遂提出每斤废旧垃圾收0.4元，这个价比废品收购站价格低0.05元，可女房东还是成交了。她回家对这些破烂进行再分离，用锤、钳、锯将其分开，凭肉眼找出锌、铅等，用一块磁铁将铁屑与铜屑分开。这是一桩十分辛苦的事，夏日高温从车站骑三轮车回家已是大汗淋漓，她头顶一只草帽，上面再搭一块浸了水的毛巾便接着干起了分离的工作，冬日戴一双棉手套严寒无辍，照干不误。这个钱挣得十分不易，但她从未想到过放弃。在她的努力和巧妙安排的一家人的日子津津有味，有条不紊，勤劳、聪明、守规矩是苏南民众普遍的特性，我的女房东忙碌着的、孜孜不倦追求着的身影其实是千千万万苏南人的一个缩影。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就是美好的，这在今天仍是多数民众的生活信条。尽管这种追求和忙碌已在农耕之外了。

　　二、精巧

　　勤劳者必然节俭，而理智也就意味着节制。土地有限，人口稠密，生活艰辛，人人都是善于筹划，巧于安排的好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一带出管家，管理型的人才在这里比比皆是。在这里农村到外都能见到的二层楼或三层楼，实际上多数情况下都是农民用省吃俭用盖起来的，他们并没有人向想象那样有较高的或额外的收入。如果走进家中先看看，他们中的大多过着十分节省甚至是清贫的生活。节省开支，节制享受，细水长流，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是早期民族资本家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马克思.韦伯曾对清教禁欲主义大加赞扬，认为是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而吴文化中的这一伦理传统也是解释这里小工厂、小企业遍地开花、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节俭、节制相联着的便是精打细算，精细作业。和他们勤劳的秉性一样，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然的可改造性强，人力容易在自然界留下痕迹，而山川沟壑的稀少也需要人为的点缀，尤其那些南迁的北方贵族为弥补平原和水乡在景观上的单一，视觉上的贫乏，便利用精巧的手艺来模拟人造景观。在江南仕风熏染之下，民众心智之精巧，性格之细腻便深深植入文化传统之中。盆景、建筑、绘画、刺绣乃至纺织名冠天下，甲于古今。同是一件东西，在这里可以制做得更细、更巧、更好，同是泥瓦匠、木匠、铁匠，这里的匠人能做的活计，其它地方就不一定能做得来。当然，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能过分局限于地貌山川的自然条件上，这样就容易流于机械和肤浅。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等人文环境等一旦形成之下，便会陈陈相因，产生惯性和强化作用。

　　吴地民众有注重世俗事务，务实和理智的普遍倾向。在情和理的选择中，他们重理，在义和利的选择中，他们重利，重理重利成为吴文化的又一特征。他们擅长经济事务，但人情观念淡薄，亲兄弟，明算帐，事实上，义气用事在存在巨大风险的激烈市场竞争中也靠不住，吃亏上当，纷争骤起。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小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是从这种文化传统中汲取了很高的营养，这里始终有一批适合精细作业的能工巧匠和产业工人。“苏州货”、“上海造”在旧中国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前始终深受人们的青睐，原因大抵如此。尤其在创办企业和管理企业的过程中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使这里的企业在成本财务的管理上基本都能过关，粗放式的内部管理很少见到。黄仁宇先生曾经把“数目字管理”视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特征，可见，这种精细传统对小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多么重要。尽管有时让人感到烦琐难耐，但算帐、较真却是管理企业所必需的。据说新加坡工业园区之所以放在苏州就是因为新方看中了苏州人精明、务实、善于算帐的特点，比之其它地方不着边际乱许诺，心中无数，苏州人的做法更让人放心，更合乎游戏规则。

　　这种勤劳和精巧是西部不发达地区所最最缺乏的。在西部农村至今还有人生存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老实得直让人淌眼泪，他们终身没有走出过深山大沟，在一种似乎无法抗拒、无法改变的严酷环境中生存着；他们一生都被一种病魔缠绕着，而医治这些病痛可能只需几百块钱；贫困、愚昧、懒惰、邋遢、好生，恶性循环，万劫不复，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他们疏于计划，不会算帐，不懂节俭与积累，固执而缺乏理性，拒绝新事物；他们因为远离市场，远离工业，生活节奏奇慢；他们崇尚和幻想用一种奇门遁甲般的功夫一夜之间过上轻松、富裕、悠闲的日子，以此想象来麻醉自己；他们夏天也披着衣服，冬天也跻着鞋子，他们步态从容，语言滞纳，反应迟钝，没有眼色；他们过着正直、善良但可怜的生活，流泪，下跪、悲哀而无望，只盼望着别人的同情，他们缺少的就是精巧之上的勤劳。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善于相互学习，美人之美，将大有作为。自古至今，包容、开放、互补、杂交是不容逆转的大趋势。

　　三、阴柔

　　在小三角地区有几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如素质、文明、档次等，而衡量一个人的素质、文明、档次的高低，实则是一种“水性”标准，这下如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素质”和“文明”的标准上见仁见智，各取所好，层次不一。水一样的性格是好性格，也是一种阴柔的性格。由精巧而工于心计，由工于心计而鸡肠小肚，吴文化阴柔的一面使这一地区透露出一种浓厚的胭脂气。

　　当然多数情况下，如同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文化无高下，价值观念应该多元，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国版图之大，使任何一个身处异乡的人都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长期的不适应感。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原、内陆地区以大为美，而在小三角却崇尚“小”“巧”。小国寡民，小桥流水，小巧玲珑，小家碧玉，江南小调，小家子气，有时还有一些小动作。1997年以前，海内外华人收看率极高的春节文艺晚会，几乎每年却有一个挖苦“江南小男人”的小品节目，也许这种挖苦倒不是有意的，因为思维习惯上的巨大差异的确能使人笑出声来。小三角人心智奇巧，他们往往善于左右奉迎，上下讨好，攻心夺志，以柔克刚，他们心高气傲，争强好胜，却又间或心胸狭窄，过分工于心计，太好面子，容易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太过于计较一时之长短，有时还会一叶障目，只盯着芝麻而忘了西瓜。聪明成了一种负担和累赘。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随处发生。他们敏感，聪慧，却又有点神经质，说悄悄话，嘀嘀咕咕，喋喋不休，寻寻觅觅，悲悲戚戚，究其原因都只因一点小小的说不出口的心思，“没有大事儿，没有小事作，闹了半天尽是些屁事儿”，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面子工程”，“盆景工程”泛滥，形式代替了内容，以牺牲精神的代价搞“精神文明”，一些乡镇干部按自己最直观和外在的理解搞社会主义，搞现代化，在“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下，则有可能丢掉一些最根本、最美好的东西，民主、自由、公正、幸福、人权永远排除在“形式”和“面子”之外。在走马观花的记者们口号式的宣传舆论鼓动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变成了“好看而不可爱”的塑料和涂料造就的盆景、样板，这些盆景、样板只是做给上级和别人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纸糊灯笼，一捅就破，至于身居其中的人是否感到满意、自在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成了另外一回事。先欺人，后自欺，自己把自己搞得很难受。

　　在这一地区流行着一种“抬着混”的处世哲学。你先抬我，我紧接着抬你作弊为回报，不然则被视为犯规，不懂游戏规则。如果你认为对方是在真心赞扬你，而你真心表示感谢时，那已经大错特错了。你首先应该想到等量的回报。谦虚变成了娇情、卖乖。某人说你诗写得好，你应立即想到他的书法是多么高超，某人的儿子出了国，他见到你的第一句话可能是称赞你的女儿是多么聪明，其实这是个引子，作为回报，他(她)正等着你赞扬他(她)的儿子，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她)称赞你女儿时的表情竟是那么真诚。你好，我好，大家好。似乎人情关系主宰一切。而在这温情脉脉的背后则有可能隐藏着嫉妒、告密、打小报、“等着瞧”、过河拆桥和落井下石。处在这种氛围中，人一旦稍有过人之处就喋喋不休，沾沾自喜，被虚荣心、成就感笼罩得动弹不得，开始固步自封，而另一些人则是盼着你家后院起火，断子绝孙，于是人们脆弱的心灵从此不堪重负。这真是一个阴柔的陷阱。

　　水文化其阴柔的一面是恬静、美观、妙不可言，精灵婉约，惟妙惟肖，惟精惟美，擅长竞智和技巧性强的工作，但缺少的是伟岸、大气、崇高、正直和力度，缺乏心直口快，光明磊落，大义凛然，方方正正，坦坦荡荡、痛痛快快。过分的算计导致了规范和理性，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价值观从根本上退化，心灵封闭，精神世界渐之萎缩。

　　原来的荆蛮之地缘何成了阴柔之乡？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三国之后，历代统治者已认识到江南农业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已是中唐之后历代统治者治国宝训。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统治遂越来越得到加强，国家机器健全，政权机构发达，从而保证皇家粮仓和国家粮库的地位。因之这一地区统治严、压迫深，赋税历来十分苛重。《明会曲》载，仅苏州府一地占全国实征税粮近1/10，比一般田赋高8倍。地租亦奇高，一般超过出产之半(《苏州市志》P5)。太湖流域土地肥沃，但土地集中现象非常明显。据清代昆山人顾炎武调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租重者至一石三斗，少有八、九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日知录》卷十)。民众隐忍、柔韧、阴柔的性格便在高压而又富庶的天堂里逐步养成；其二一个原因是文化传统的浸染。唐宋以来，江南经济日益发达，官绅倡导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战国时吴起著《吴子》48篇，孙武著《孙子》13篇，为古代著名军事著作，至今传诵不衰，合称孙吴。吴钩、吴干、吴戈皆是吴地出产的有名兵器，干将、莫邪是名噪古今的铸剑大师。汉代王志在《治衔》中亦有“吴越之俗，断发文身”的记载。“吴子”曾是一个轻蔑的称呼，被视为化外之民。六朝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一度入主中原，而中原仕族的大举南迁，大批文化典籍随之转移至此，才子佳人，鼎盛一时，琴棋书画，人文荟萃。光阴流转，仕风薰染，人民文而化之，文化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江南仕林，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名重朝野，舞文弄墨者，代不乏人。然而仕林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从来未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既想攀附于庙堂，居于正宗，但又受到北方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排斥，甚至遭到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因之仕林始终带着浓重的忧伤、无奈、败落、轻薄的陈梁遗风。显得柔弱无骨，讲形式，唯美唯丽，虚文好功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的文牍主义历代盛行不衰。而普通民众中荆蛮遗风也未能全部文而化之，遗留下来的一种阴鸷之气，善于交易和算计，真诚的合作则相对困难。曾经主持了三年苏南行政区工作的陈丕显感叹；“苏南社会风气很不纯朴，地痞流氓为数不少，加之旧社会的势利、虚荣、美女、金钱多方面诱惑，就使得某些干部容易腐化堕落”。(见1959年5月28日陈丕显写给毛泽东主席《关于苏南农村生产、救灾、征粮等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行政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四、秩序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比吴文化更讲秩序了，即使衙门林立的京兆文化也是望尘莫及的。

　　民众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来源于其组织程度，如前所述，这种组织化程度来源于水利之需。有学者指示，政权的合法性及政府的威信，领袖的威信均与水有关，治水(包括疏导和堵)、用水、争水产生最强烈的制度需求。党国印则更进一步指出，平原水乡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比险峻偏僻的山区更易产生合作性组织，而后者容易产生冲突性组织。毛泽东的根据地理论、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就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无疑合作性组织的产生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参见《社会学研究》，1998.4 党国印，《发展与冲突：一个理论假说与经验实证分析》)。历史上小三角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农民起义。借助于频繁浩大的水利工程而产生的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未曾遭到颠覆和破坏，相反，历代统治者十分倚重于这一基层组织网。人口之密，赋税之重使其统治功能更加强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开始在基层建立，基层组织的政权色彩凸现了出来。人民公社的建立，使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最终得以确定下来。从组织联系上来看原来从中央到州县一级的组织断层得以延续下伸，乡绅自治特点的基层组织“网”变成金字塔式的组织“层”，这个层可从最基层的生产队一级一级一直上达中央政权，塔顶的权力高度集中，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的生活在某一层上。50年代人民公社的解体，90年代村民自治的实行实际上均未能动摇这一基层组织体系，这一组织体系被一些人不适当地理解为“政权根基”。

　　在苏南，计划经济和公社体制的根基的确十分深厚，过早产生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发育并未自然过渡到现代民主组织。近代中国曾有高度的商业文明，但却未能过渡到资本主义，这是黄宗智提出的一个难题，传统的说法是外强侵入，然而，制度性的缺陷也不能忽视。较强的组织性也正是小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点，并一度成为优势。

　　其一，基层政府便于集中、统一地动员本地集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动员、号召、规划、领导的力量十分管用，有利于有组织地开展运动或发展经济。乡镇企业的最初产生和“创建”的开展即得益于此。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和历史事实。万解秋将苏南模式精练地概括为“政府推动”四个字，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党政力量的过分强大及其职能溢出，则抑制了市场作用和民间力量，领导成了代替和强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往往被置之脑后。

　　其二，民众的秩序感和阴柔性格，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治安及社会稳定。尤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地区，敲诈劫掠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而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小三角则比较少见，黑社会等非法组织很难露头，更难成气候。我住在张家港市区两年多，住在永钢集团近一年，对此有亲身感受。在北方的大钢厂、油田经常有成群结伙的盗窃活动，反盗窃成为一个大问题，收购赃物的原油收购站、废钢回收站生意兴隆，有些油田、钢厂甚至要养一个公安分局或派出所，但我在永钢的一年时间从未听说过钢材被盗的事情，甚至在方圆几里地之内除与永钢联营的永南金属回收公司之外，居然没有一家零星收购废旧金属的公司。在永钢时我曾听到江苏省供电局一施工队负责人对此地治安环境和效果的赞叹，他说在省内其它地方施工时用来架高层高压线用的竹竿脚手架，在施工结束后一般都要“丢失”1/3或2/3，但为永钢架了七、八公里的高压线，竹竿未丢一根。我对张家港的精神文明创建也曾做过一番考察研究，其它过份拔高的一些传言姑且存而不论，然而这里的治安与卫生状态之良好确是实实在在和最基本的。严密组织下的“创建”活动使社会的秩序感更进一步加强。

　　唯精巧而灵活，讲秩序则僵硬，这对同一个主体来说似乎是一个悖论，答案是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大与小、上与下、死与活处在一个矛盾运动之中。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毕竟带有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痕迹，渗透着礼制色彩。官本位、等级制顽固而又严重的存在在这一地区表现得极为明显。人身依附、“一言堂”、“家长制”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也因此大行其道，过分的秩序感也压抑着人的创造性，由集权到分权的改革也就进展缓慢，市场力量民间力量过分受制于党政力量，产业革命，技术创新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秩序本位下，能力让位与资历、级别，一些人“指挥一切”，另一些人“服从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人的创造性和个性受到压抑，管理者将“保一方平安”和维持这种秩序的稳定本身视为主要任务，工作单位变成了治安单位，也变成了一潭死水。一些人“加强领导”、“保持稳定”的出发就是维护这种等级制之下的秩序感。而且官本位(权力的无限延伸和唯官价值观)一但与吴文化中的重利思想结合在一起，“当官意味着发财”也就容易被民众普遍地接受，腐败制度化，世俗化了。

　　在苏南，由于严密的等级秩序观念和旧的僵化体制之残留，大家普遍认为，每干成一件事都要靠“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如此，所有制结构调整亦如此。政府忙得首尾不顾，市场力量始终缺席。这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体制(荣敬本，1998)，将不同岗位基层干部(如分管农业)的日常工作细化为若干分数(如100分)授以奖杯(如“丰收杯”金杯)。分数决定奖杯，奖杯表示政绩，政绩决定升迁。这一制度安排激励出了两个结果，要么社区干部设法控制更多资源(通常以集体公有制的名义)，办成更多“实事”，撒胡椒面一般换取分数和“杯子”；要么弄虚作假，糊弄上面。的确，计划体制下，这种制度安排不失其灵敏性，但在市场条件下这却是一种极为僵硬的运作机制。且不说宏观环境和市场变化，另外如私营经济的发展、农业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改革等压根就在“杯子”以外。据我的观察，农村基层社区干部大多是世俗精英，他们最具趋利避害的“经济人”理性。他凭什么要去考虑“杯子”以外的事？他凭什么要去鼓励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干卿何事？除非创新和例外来自上面(只能来自上面)。这时最常用的手法是，领导发一个“号召”，群众搞一场“运动”，干部树几个“典型”。如今，这一套制度已发展成为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五、士风

　　从根子上讲，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泰伯带来了周礼，孔子的唯一一个江南弟子子游擅长文学，“得圣人之一体”成为东南学术之祖。“自泰伯以天下之上，而吴为礼义之邦；自言偃(子游)北学于圣人，而吴始有圣贤之教。”

　　西晋末年大批贵族和知识分子渡江南下，齐鲁燕赵一些著名的官宦之家如王羲之家族、谢安家族等迁居江南，吴越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撞击、揉和。随着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文学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亦取得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史学界有人(如陈寅恪)将此称为“南朝化”。

　　自晋末至隋统一的四百余年间，北方战乱，江南则相对稳定。唐末、宋末又有大批文人南下，元、清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儒家文化再次南移。由此，江南小三角地区深得传统文化熏陶，人文鼎盛，人才辈出，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人才数量多，从名相重臣到文坛泰斗，从名僧道士到能工巧匠，小三角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活跃在统治舞台上的如伍子胥、孙武、陆游、范仲淹、范成大、顾宪成、翁同龢、解福成、盛宣怀、章太炎等；工程技术方面如铸剑名匠、冶金家干将、莫邪，“织娘”黄道婆，宋代建筑大师詹成，元代著名的银器铸造家、冶金家朱碧山，明代建筑大师故宫的设计者蒯祥，园林建筑家计成，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机械制造专家薄玉，“杰出的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光学仪器专家孙云球，铁模铸炮的发明人龚振麟等；文学艺术上，春秋时的季札、言偃，晋代陆机、陆云，顾恺之，陆探微、南朝文艺评论家刘勰，唐宋至明清中古时代以后的文史大家白居易、皮日休、张籍、苏轼、秦观、范成大、夏完淳、钱谦益、王世贞、冯梦龙、金圣叹，书家、画家张旭、张僧繇、赵孟頫、倪瓒、黄公望、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董其昌、王原祁等，近代以来的文化名人更是灿若星辰，柳亚子、徐悲鸿、张大千、叶圣陶、丰子恺、钱钟书，华彦君、解善桥等等。

　　文风之盛使小三角地区呈现出独特而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江南仕风”。西晋末年《世说新语》实际上真实地描述了“过江诸人”的高雅的生活状态及失落感和无奈。唐末、南宋时期又有大批文人如过江之鱼，鱼贯南下，文学艺术、佛教，道教一度十分繁荣。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清军入关及近代义和团运动使小三角得边缘、杂交、移民之优势，人才聚集，朝野倚重。南迁诸人中，除了躲避战乱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部分官场失意者、出仕南方为官者、受雇围垦者、屯兵打仗的士兵也留在这里。因为此缘故，江南仕风带有浓厚的离人、亡国的感伤情绪，消极无奈，逃避现实，玩世不恭，流风所及，民众中间也笼罩着一股柔弱之气。“东林党人”案之后，明清两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追杀和迫害，使江南仕人们参与政治、跻身庙堂的希望彻底破灭，一些文人沉溺于南朝旧调、吴声杂曲、琴棋书画、香榭春院之中乃至修道成仙。水文化在深重的封建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又沾染上了一种颓废、腐败之风。余秋雨将此地称为“中国文化的后院”，大致不差。

　　除了历史上南北文化交融之外，历代统治者由于倚重于这一地区粮仓、钱庄的地位，因此特别注重以儒家意识形态将庶民文而化之，以礼治为内容的官学、私学历代不衰。自唐至清近1300年间，苏州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尤其在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260年间全国共出状元114名，而苏州一府即出26名，占全国总数的22.8%。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儒，先后选举267人，其中江苏78人，浙江68人，而小三角地区又占了一大半。清代苏州文人汪琬称状元是苏州的特产。有人统计过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自小三角地区者占有突出的比重，仅苏州一地就达80余人。因此，也有人称这一地区为“状元之乡”、“院士之乡”，甚至有“吴才大贤，尽出江南”之说。无疑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历史上的南北杂交，也得益于此地文化教育之兴盛，而文教兴盛的原因则是人口稠密带来的教育规模效应和经验积累。

　　由士风而延续下来的民间崇文重教传统这些年来正在受到挑战。一方面是僵硬的秩序感抑制着知识创新和文教改革，硬件齐备，但没有内容，甚至企图以意识形态代替文明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设上分散化，文教发展难成规模，难上层次，分散的小城市及其体制留不住人才，培养和引进的人才尤其高级人才的回流率低，因此高等级产业和知识经济便无从谈起；还有，“发展”概念被一些地方领导人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相对贬值。可以说，科教兴市除了“高考升学率”和“干部拿文凭”之外，在县一级的体制中实则是一句空话。在强大的权力系统和衰败的江南士风影响之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极为尴尬，独立的精神家园和独立人格渐之不保，人格委琐。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清流遗风早已荡然无存。硕果仅存的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耍“笔杆子”和“嘴皮子”的小文人阶层，或者寄养在权力之下，或者经营一个小地方、小单位的意识形态，大力宣传，从而进一步地谋求更佳的地位和利益。吃文化饭是不得已而为之。

　　六、结语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小三角人是上述五个方面特征的综合。这些特征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经济、地理基础，无可选择。

　　可以预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地方分权趋势的加深，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将呈现出一体多元的趋势。区域经济不仅深深打上区域文化的烙印，而且区域文化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向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华东地区这些年来形成了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也与文化有关。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永嘉文化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而吴文化则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也与其特有的岭南文化大有关系。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肇源地之一。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都不应忽视的问题。当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这种三言两语的比较和概括也不一定准确，但文化比较的眼光却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甚至为研究区域经济现象所必备的方法。

　　韦伯(1864—1920)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论者”。他撰写的《儒教与道教》(1915年)，对中国为何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该书论证中国未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鼓舞力量。

　　韦伯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韦伯关于“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思想起码是深刻的一偏之见，极具启发意义。因为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而言，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前提，几乎不存在可变性和可建设性。研究中国的农村工业，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必须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否则，再好的发展经济学、再精当的厂商理论也显得苍白无力。虽然说不能从观念来推导出现实，但可以从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来解释现实，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的既定性，变革的困难性，发展的特殊性。

　　在国内，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些年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有一批成果出现，尤其80年代末以来，“文化热寻根”中一批史学家对现代化进程中“大传统”“小传统”以及着眼于心理-知识-观念结构特征的“国民性”研究给人以诸多启示，朱英《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等著作从区域经济历史来栓释文化，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学术文章及其它形式的成果问世，最直接的实际影响是一些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了经济的一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区域文化丛书《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八闽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8本书对区域文化特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阐述。但从区域文化来分析区域经济及发展模式却还没有发现有份量的著作。1996年山西经济出版社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何梦笔《网络、文化与社会经济行为方式》等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书中对文化传统等因素作为非正式规则放在了实证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文化沟通着历史与未来。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出现在某个时空点上，现象本身定在那一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要探究和展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对任何东西，现象，人，事件，问题，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就不可能理解它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也就无法知道变革和改善的可能性，也就无法对未来作出判断。苏南模式风风雨雨，有辉煌，有失落，但隐藏在苏南模式背后并起着主宰作用的这些价值观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吴文化的经济价值观在苏南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作用，需要我们仔细考量。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份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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