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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2000年第20期《读者》杂志有一篇文章，《<春天里>的词作者是谁？》。文章介绍，电影《十字街头》脍炙人口的插曲《春天里》，曲作者贺绿汀，词作者却是不为一般人所熟识的30年代著名左联女作家、诗人关露。文章还介绍了关露1932年入党，在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几度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
看了这篇文章算是长了点知识。但该文章结尾处却笔锋一转：“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关露受潘汉年案牵连，十年动乱又在劫难逃，先后两度被捕，十年坐牢，她却始终无怨无悔，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为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1982年12月5日，关露去世。”原来，作者始终不忘“文以载道”，还想乘此机会教育一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后生晚辈。意思是说，如此才华横溢、如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屡建奇勋、又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的人尚能“无怨无悔”、“高风亮节”，你还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想不通的？你还有什么不该做出更大牺牲和付出的？
其实，仔细斟酌文章最后几句话，于情于理都不通。想想关露，出生入死几十年，解放后仅仅过了五年正常人的日子，就被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两度被捕，十年坐牢”，她能“无怨无悔”“高风亮节”？而且她已经是“叛徒”“反革命”，不“无怨无悔”，不“高风亮节”，她关露又能怎样？“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关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将近30年的沉冤，怎一个轻描淡写的“无怨无悔”“高风亮节”了得！手头有一本戴煌写的《胡耀帮与平反冤假错案》，个中情形欷欷惶惶，令人扼腕长叹。书中虽没有记载关露的案子，但可以想见的一个情节是：关露的家人发现关露将不久于人世，而压在关露心头的石块还没有搬掉，遂加大上访力度，终于在关露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冤案昭雪。一家人拿到平反文件，感激涕零。三个月后关露撒手西去。如果关露临死还看不到中央的平反决定，她肯定会死不瞑目。
我记得1980年代前后拨乱反正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冤假错案是母亲打儿子，打错了也不怪怨。”这是多么糊涂而又近乎无耻的托词，说这些话的人应该和江青们一道站在被告席上，因为他们事实上已是江青们的帮凶，他们在为江青们开脱罪责！什么是“无怨无悔”“高风亮节”？难道就不允许怀疑不允许反思不允许反抗？如果真有那种无怨无悔高风亮节的人，那也只有一种可能，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偶尔能碰到的那些幸存下来的“老运动员”，明明被人整得个性全无，逆来顺受，却偏要说成“无怨无悔”、“高风亮节”。如果有人“无怨无悔”“高风亮节”了，那么，打倒四人帮后大批蒙冤的老干部老党员上访是不是就是风格不太高的表现？邓拓、老舍、田家英、傅雷他们的自杀是不是真是心胸狭窄死得没有价值？以生命抗争最后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烈士又该如何评价？如果大家都“无怨无悔”“高风亮节”了，胡耀帮他们当年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平反冤假错案岂非没事找事自找麻烦？而且许多人即就是平反昭雪了也未必能做到“无怨无悔”“高风亮节”。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牛棚杂忆》颇有代表性。季老在前言中说：“中国古来就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事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难道会没有愤懑吗？”
对于中国人的阿Q心态，鲁迅早就总结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做不做人的权力，只有能不能做稳奴隶和连奴隶也做不稳的选择。阿Q死去已近百年，今天看来，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仍是多么的深重，多么的无处不在。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如果再发生像“反右”、“文革”一样大规模的冤假错案，且不说会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仅按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要求政府为个人及家庭赔偿损失的话，那我们的国家就不知要破产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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