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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作为率先推广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省份，浙江的国营粮店已成为历史。同时，种植业结构调整后，“定单农业”比重上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自2000年以来农民人均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浙江省乡镇企业加速向规范公司制转变，连续两年全省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出口产品交货值、利润总额、实交税金、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等七项经济指标居全国第一；
结构调整中，浙江出现了“块状经济”。通过企业组织结构、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整合，一个乡镇或几个乡镇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同一类产品。既有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又有聚集效应，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浙江抓住入世机遇，主动为民营企业放权，松绑，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2000年和2001年浙江的外贸出口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上半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国外贸赢余120亿，其中浙江93亿，占79%；
从不起眼的小商品到品牌扩张，浙江的工业结构和发展已有质的飞跃。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品牌、知名企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视台黄金时段都有浙江产品的广告。雅戈尔、衫衫、罗门、法派、奥康、红蜻蜓……，浙江货已彻底摆脱80年代仿冒、低档的形象； 在本地专业市场萎缩的同时，浙江人默默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全国性营销网，国内任何大中城市的黄金地段和大型商场几乎都离不开温台人参与，温台大约有30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每年带回家的现金超过300亿，而产值、销售收入等指标并不算在浙江，但通过资本、企业家精神的输出，对全国各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凡此种种，“浙江现象”，十分抢眼，已成为所有经济观察家们公认的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的最亮点。
“浙江现象”耐人寻味。但有一个结论恐怕大家不会有什么异议：浙江迅速崛起，与非国有经济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有的省已落后了，是非国有经济的主动性方面发展不够。今后，区域竞争现象还会加剧，但往后的区域竞争的实质将可能是制度竞争。 作为一个苏南人，我总喜欢拿苏南与温台做比较。苏南的乡镇企业现在基本改过来了，这两年，苏南内资、外资的发展形势都很好。以我所在的张家港市而言，2001年GDP达到308亿，财政收入32亿。但我还是觉得苏南改革的步伐还不够快，尤其行政体制改革比较滞后。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太集中了。强权政府没有什么不对，但政府与企业争夺资源，企业每做一件事都要付出寻租成本，也严重抑制了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我最近到张家港的一家年销售收入11亿的规模企业——中国高新张铜集团调研，老总郭照相告诉我“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政府”，闻听此言，我初则愕然，继则颔首。苏南企业转型的阵痛期还没有完成，企业转型遭遇到了政府转型滞后的瓶颈。我曾经对浙江与江苏企业家成长的微观环境做过对比分析，其实，我还想写一篇两省基层党政干部成长环境的对比分析。出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下笔。我只举一个浙江温州的例子，其它我就不想多说了。我们去温州参观学习时，做报告的温州市体改委主任马津龙(现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经济学前言知识的教授，做完报告一个人骑单车回家。在苏南，官本位的封建思想已经把人毒化到了愚蠢和蒙昧的地步。苏南如果不及时推进体制改革，我担心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总有一天会爆出地区性腐败的大案来。大家都知道，苏南的快速发展，确实有赖于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的支撑。作为个体的人，我也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不想看到他们出事，但我替他们所处的体制环境而担心。当腐败现象被一系列鲜红外衣所遮蔽的时候，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会不自觉地以正当的名义和心安理得的态度进行适应性体制复制。转制后的苏南经济，若没有现代政治体制的支持，极有可能出现一种‘干部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我并不是说浙南好，而苏南不好。同样的问题在浙南也存在，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基层行政组织的的黑社会化。但我看好浙江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势头。民间经济、民间力量壮大了，基层民主建设就有了好的基础。浙江的基层政府和官员清楚，是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在养活他们，政企关系说到底就是“公仆”与“衣食父母”的关系。 仔细回顾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得益于改革。为什么？因为开放说到底也是改革，对外开放要改革三外(外贸、外资、外经)工作的思路、机制、体制，要与WTO接轨。开放还有一层主要的意思是对内开放，就是放开搞活，让政策宽松再宽松，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许多地方重视对外开放而不重视对内开放，重视开放而不重视改革，重视发展而不重视改革。一些人讲起发展豪情万丈，头头是道，但一说起改革似乎都是上面的事。其实就是想把发展权看作是政府的特权，把资源牢牢抓在手里不放。问水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活力从何而来？我们认为，活力来自于机制，而机制决定于体制。没有好的机制和体制，还奢谈什么活力，谈什么发展。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制国家，历来就有发达的社会控制系统，但始终没有塑造起有效的动力系统和制衡系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人们，动力系统的塑造关键在于产权分立。世界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的实践必将证明这一点。一个产权不清晰的经济系统，很难有什么效率，很难从根本上获得发展的动力。一些人认识到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大道理，但还没有认识到改革也是硬道理、大道理。因为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我们所说的稳定也是可持续稳定，而不是一时的发展，一时的稳定。总不能天天喊着抓机遇，老是求助于外部条件，指望喜从天降。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要把发展权还给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说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吗？！把蕴藏在自己身边民间的无尽活力释放了、激发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请相信市场，请相信人民。
以前，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础。其实，国家政权运行的经济基础是税收和就业。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权变更取决于执政党的建设，只要执政党不搞腐败，就不会丢掉“印把子”。我们还有一个习惯思维：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一定要国有国营。而在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名单会越列越多，最后走进“一‘公’独大”的效率困境。那么什么是国计民生？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国家安全与“经济成分”没有任何关系。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是最大的国计民生。
浙江的事实表明，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并注定会成为21世纪中国主流经济。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竞争力，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组数据却显示，1980年至2000年民间投资7万亿多元，占全社会投资的30%，相当于国有经济投资的50%；在1999年的工业增加值中，民营经济已占2／3；全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800万家，其中民营经济占85%的份额；在国有企业销售额连续4年以每年10%-15%的速度下降时，民营经济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私营、个体和股份制经济已经成为全社会就业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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