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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望
美国《福布斯》杂志对中国大陆富翁的排名已经搞了三年了。在2000年的排名表中，50名富翁竟没有一位是江苏的；2001年的排名表中人选富翁的数量翻了一番，达100位，但江苏藉的富翁只有5位，且排名位次靠后。这5位首富企业家是：宜兴中国稀土控股公司董事长蒋泉龙，财富1.37亿美元，排名第39；南京雨润肉食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祝义才，财富1
.06亿美元，排名第53；江阴双良集团缪双大，财富9600万美元，排名第64；南通江苏综艺集团昝圣达、昝圣明兄弟，财富8500万美元，排名第75；昆山好孩子集团宋郑还，财富6000万美元，排名第100。显然，根据这两年的《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富翁的排名榜，江苏特别是苏南缺乏富翁是和苏南经济发达程度、和江苏经济在全国中的地位是及不相称的，也同生活在苏南的笔者体验有很大的差距。笔者不妨揣测这一问题，同时可以从这张排名榜中窥观江苏经济的一些特点。
长期以来，江苏经济引以自豪的是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追求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江苏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在20多年的发展浪潮中，形成了乡镇集体经济特有的模式，如区域政府所有、按劳分配、政府发动等等。在这模式的推动下江苏经济在快速的同时，政府动员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资源，留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资源很少，而且在企业成立的前置条件、融资环境、土地批租、税收优惠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无法相比的。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集体经济是“三份天下有其二”，还有一份是城市国有经济。所以，在1998年之前江苏经济几乎是公有制一统天下，个私经济、民营经济无足轻重。这样在江苏这块经济热土上，老板小而少，富翁当然也没有浙江等地那样引人注目了。《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中，民营企业家、上市公司总裁占绝大部分，而这正是江苏的弱项。
江苏的民营企业真正发展是1998年以后的事情，是1998年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以后，由原来的乡镇集体经济企业逐步转化为民营企业，2000年的二次改制是试图把股份合作制企业改为真正的公司制企业，国有股和集体股逐步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中退出。但是直到今天改制并不彻底，改制的不彻底性是由于在庞大的集体资产面前，企业领导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企业转制转不动。例如在苏南，改制面已经达97%，但剩下的3%的企业都是规模大，资产雄厚，经营状况良好的大型企业。众所周知，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并不缺乏企业家资源，但在江苏地区，企业家和所处的区域的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企业家本身是一个政府官员，绝大多数企业领导人是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的。对企业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行政级别，而非体现在市值方面；在分配方面，作为也官也商的企业家其报酬不超过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三倍，这是政府的规定，所以在这样的体制下企业家尽管很富裕，但财富积聚能力不足，所以企业转制时，企业家们捉襟见肘。这种被称为“冯根生难题”并在理论界广泛讨论的企业改革难题在江苏普遍存在着。实践创造了一个“创业股”送给冯根生，为杭州青春宝集团转制解了围，但在江苏没有送“创业股”的做法，所以改制很不彻底，公有制的集体资产依然占大头，企业领导人控制企业股份少，企业市值的升降与企业家财富的变化不大，相应地企业家的财富就毫不起眼了。但是，假与时日，当这些规模型企业完成改制，在原来书记是老子、儿子是总经理的原乡镇企业体制演变成老子当懂事长、儿子当总经理家族控制的股份制企业以后，苏南的富翁必将得到跳跃式的增长。改制已经创造并必将继续创造“改制新贵”式富翁，像现在拥有上百亿资产的苏州最大的工业企业江苏沙钢集团都必然会转制，那么目前该企业的总裁沈文荣也会将进入福布斯富翁排行榜。苏南一些地区这一两年财政收入有突飞猛进的增长，原因就是前些年抢抓投入，摊子铺的很大，但又碰上了上世纪末的改制，这一改，几十亿的拆借贷款以破产的名义被逃废，保存下来的优良资产哪去了？所以，民营企业的快速启动，财政收入的突然增长事出有因。相信若干年后苏南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合法化之后，一批富翁将会浮出水面。
2001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翁排名榜中把横店集团老总徐文荣剔出似乎让人感到意外，但对崇尚自由创业、个人聚集财富的《福布斯》而言毫不奇怪。横店集团发展和徐文荣的奋斗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徐文荣的财富也与横店集团、横店村交织在一起，但搞不清徐文荣到底有多少股份，于是徐文荣被从排名榜上拿了下来。横店是巨型的“社区公司”，村企一体，徐文荣是企业老总、党政领导人、村子的首长，这种集企业社会一体甚至是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在苏南很常见，如在常熟的康博、梦兰、隆力奇，张家港市的联峰、长江等都是销售额达几十亿村级企业集团。而这些企业从出资构成、成长过程、经营机制到改制方法等很难称得上是传统的集体企业，应该归纳到民营企业更恰当些，但领导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们很难进入胡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翁排名榜的制作者)的法眼，大概不仅仅是企业性质在起作用，更主要的是胡润对这些企业产生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即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乡村企业资产形成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的。富翁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每一时段上静态反映出来，还应考虑企业家事实上控制的财富，即企业家对财富的支配使用处置等权力，以达到财富不断增长的本质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文荣个人财富也许进不了福布斯富翁排行榜，但徐文荣作为企业家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财富与日俱增，应该挤身于富翁排行榜；另一方面，徐文荣作为党政代理人和社会管理者造就一方繁荣富裕、共同发展，应该有其他的排行榜以显示企业家的“溢价”。当然组织任命的富翁是靠不住的，创业型企业家和富翁的产生有一个自身的规律和标准。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和标准，这正是《富布斯杂志》所倡导的精神。
2001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翁排名榜与2000年相比，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价值得到市场的重新肯定，这同股市行情涨跌密切相关。新经济神话在股市上的破产使从事互联网、生活医药、信息产业企业家财富迅速蒸发，而与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如房地产、金融服务得到迅猛发展，也使富翁排名榜的位置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北京是中国新经济的策源地，深圳是中国新经济加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北京、深圳的新经济创新力量孕育无数个比尔.盖茨式的富翁，这使2000年的富翁排名榜上北京和深圳富翁共执牛耳，但2001年新经济风光不再，而传统产业特别是加工业发展深厚的地方如上海浙江的企业家富翁重新夺回排行榜上的位置。江苏的经济是传统产业的经济，主要是纺织、机械、建材、化工、家电等产业，沪深两市的江苏板块中也都是传统产业的企业，但是，江苏企业家在个人财富积聚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浙江广东等地，究其原因，笔者仔细考量，除在企业制度方面落后以外，江苏企业家的经营手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江苏的自然条件在中国是十分优越的，鱼米之乡加上具有深厚人文背景传统，江苏(特别是苏南)经济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政府控制力量强大，江苏的企业家没有浙江企业家张扬，他们重加工生产、轻市场营销；重物质创造、轻资本运行。对于江苏企业家来说，兼并、扩张、上市、重组等企业资产变动远远没有计划、指挥、协调、考核等企业内部管理来得得心应手，所以苏南的企业家管家型的多。现代市场经济在发达的资讯产业的刺激下，企业筹资、融资、重组等资本运作变得十分便捷。拥有雄厚的实物生产能力的苏南地区，应该有资本运作的良好基础，但是保守的观念、落后的做法使苏南缺乏那种在资本市场上经过一系列运作后达到凤凰再生那样境界的企业，于是，企业家财富的增长也就没有那样引人注目了。民间殷实、安土重迁、恋乡情结深深地影响着苏南的企业家，江南好，江南多小镇，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乡镇政府动员和企业家们参与建设下，苏南的小城镇又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他们舍不得离开自己创建的家园，企业扩张的半径短。当浙江温台的企业家纷纷北上上海安营扎寨，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在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里一试身手的时候，苏南的企业家在本乡本土寄托着政府和百姓造福一方的期望，按部就班圈地发展。在江苏尤其苏南，企业家的一些职能一直由政府官员簪越，特别是在资本筹集、资金分配方面政府作用异常强大，与民争利，形成财富隐形藏于官员，官富民穷。但是官员们不露富，不消费(因为有待遇)，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难以通过民间企业家的富翁排行榜体现出来。
《福布斯》的富翁排名体现了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尊重，是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富豪的财富，正是市场中人也是我们对其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种定价。毫无疑问企业家的诞生是市场造就的，企业家诞生的越多，说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在江苏，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较早，是比较早地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计划体制突围出来后没有能力去完成市场经济的建设任务。所以，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二元格局深深地影响着江苏经济，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和要素市场政府控制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企业家作为要素市场最重要的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企业家报酬的年薪制、期权激励机制等改革新措在北京、广东等地推行，但在江苏反应迟钝。毫无疑问，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苏南是我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无论是GDP还是财政收入，江苏特别是苏南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徜徉在苏南大地，城市集镇工厂星罗棋布，民居小楼、大路田野绿化规划得井井有条，一派繁荣富足的景象。但是，江苏企业家在《福布斯》富翁排名榜上表现平平，反映出江苏在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制度、经营理念甚至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应该有必要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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