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望
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大大复杂化、多元化了。除了纵向的国家社会外，横向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正在日益丰满，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一度在“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等简单概念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极度尴尬，甚至是可怕的境地。江泽民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概念，非常
有道理，非常具有远见卓识。
近年，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几成一门显学。如杨继绳的五阶层说，王怀宁等人的十五阶层说，武俊平等人的十二阶层说，等等，最新的也是比较权威的划分是中国社科院的十阶层论。民间有一个从一等公民到九等公民的顺口溜，也有点道理。
吴文化很讲究秩序和等级，但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一脉相传下来的是苏南模式的那套官本位思想。农民举办的乡村企业都给封了级别，企业负责人也获得了“干部”身份。官本位使人的创造力丧失，还诱发其他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头一天提了科长，第二天表情、口气就不一样了，且不说这需要多么大的自信心，这种盲目自信，可能带来的还是肆无忌惮的特权思想。人们相互称呼都带一个“长”字，每一个人在社会的位置都要纳入行政权力序列的金字塔和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之中，这将是一个多么枯燥无味的情景。整个社会成了机关大院，成了军营。不如此，待遇无法落实，为人处世也找不到立足点。当官就是为了求待遇、求特权，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此种现象越是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越明显，如那些只有简单行政中心功能的中小城市。具有多个中心功能的较大城市情况就好一些，如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城市，社会结构、价值标准必然也是多元的。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最不合理的地方，恐怕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壁垒的存在，但改革的结果也已经使二元格局不可逆转的在向好的方面进化。温州有个龙港城，城里的市民全是农民，但享受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市民自治，井然有序，没有什么“五套班子”，他们照样过得好好的。在温州，各类商会、行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还不能适应这种进化。计划经济干什么都强调“高度统一”，其结果是“统得太死”。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得逞，与社会结构单一有关，反过来，社会结构的单一又助长了计划经济。最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丧失活力。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坚力量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可能我们的社会要健康运行也要靠一个中产阶级的形成。中产阶级的特点是既求发展，又求稳定，更求改革，因为他们深知僵化体制对效率所带来的损失，又比较清楚地知道腐败的内幕和严重后果。最近我注意到，理论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尽管还有争议，但国家统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已开始使用中产阶级一词。
广而言之，中产阶级实际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力量有三种：政府、精英、民众。我们苏南的特点历来都是政府在领着民众大干，精英阙如或者只是伺臣。各类专业人员和民间企业家始终找不到位置，更不必说，像西方现代社会那样，让这些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近代社会有一个士绅阶层，1949年以后不见了。我在研究苏南农村问题时发现，村民自治的有效推进确实需要类似于从前士绅的这样一些人物。可喜的是，苏南有了产生这类人物的经济社会基础，他们既不同于闽粤一带的族长，也不同于北方的“农村权势阶层”(党国英语)，他们是转制之际游离于原有体制外的农村新兴企业家，这一点在常熟以康博(波司登)、梦兰、隆力奇为代表的村级经济中尤为突出，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成了农村社区领袖。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及其成长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代法制社会是一个三人社会，中间阶层是权力社会的第三者，中间阶层的存在将使社会有机体更加丰满。当年邓小平先生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实际上就预示着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变。或许有一部分人富的有些过头，或许还有一部分人致富的手段不正当，但随着社会进步，会有更多的人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致富。中间阶层的壮大靠的是个人奋斗。当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的时候，社会就充满了活力。有容乃大，高明即开明，社会发展需要一个科学的动力系统和制衡系统。小政府大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给民间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乃至宗教以应有的发言权和地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为什么往往大呼隆、一刀切、走极端，可能与第三者的缺席有关。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