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

　　洪银兴

　　洪银兴 南京大学教授 副校长

　　“内容提要”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先进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 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服务业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关键词”城市功能 城市化 产业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化创造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即城镇化的模式。在今天的广大的经济落后地区，这种城镇化模式还会起作用。本文的研究根据对小城镇发达的江苏苏南地区城镇化的潜在问题的分析，认为，已有的城镇化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

　　1、人口迁移意义上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老课题。早期的城市化理论均是将城市化的内涵都界定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上。

　　对城市化问题提得较早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库兹涅茨和刘易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出自20世纪50-60年代。

　　库兹涅茨是在实证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程时提出城市化的，在他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中包含了城市化，这就是他定义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了变化，即城市化的进程。”[2]

　　刘易斯对城市化的界定，与他关于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相一致。由于工业集中在城市，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农业人口转向工业也就是进入城市。但是，刘易斯已经发现了城市化的费用：有2/3的城市化费用用于建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时，就比在已有人口定居的地方进行工业化代价要高昂[3]。

　　托达罗的“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和失业的模式”同样把城市化界定为人口向城市转移，但他发现劳动力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起它所带来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明显恶化更为广泛。其政策含义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关键，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创造一个城乡经济机会适当平衡的局面，缩小城乡就业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改善城乡两方面的失业机会。

　　总的来说，研究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家都是从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意义上来界定城市化，其背景都是以已有的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历程所经过的阶段作为样板的。他们的理论假设都是工业集中在城市，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行。应该说，他们在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的城市化理论符合在当时以及在此以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后发国家的发展也有指导价值。

　　迄今为止，我国的城市化也是依据上述含义推进的，先后进行了城市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和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工业建在城市，因此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城市容量有限，因此城市所吸收的农村人口非常有限。在第二个阶段，工业建在农村的城镇，因此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于是城市化被称为城镇化。

　　城市化转为城镇化有其客观性。20世纪80年代推进农村工业化，面临的问题是，在农村累积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城市劳动力也很充裕。城市就业机会也严重不足，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会产生“城市病”。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采取就地转移的方式，农民举办的非农产业建在乡镇。这样，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就地发展小城镇。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镇)。在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大，城市容纳能力太小的条件下，这种城镇化道路是合理的，它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如果从城市人口统计角度分析，在城镇化路径下，虽然许多农业人口进入了城镇，但他们是离土不离乡，因此在将城镇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时，许多实际上进入了城镇的人口是不计算在内的。于是，按照城市人口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水平(1998年为30.4%)，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7%)。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就提出了离土离乡的城市化问题。于是在许多地方实行取消农村户口或放宽城市户籍制度，由此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例如，我国从1995-1999年以城市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一直在29-30之间徘徊，分别为29.04%，29.37%，29.92%，30.40%，30.89%。而到2001年这个比率一下子上升到37.66%。

　　应该说，放宽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进城无可非议。问题是仅仅以人口比重来说明城市化水准是远远不够的。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内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增加城镇户口居民。如果过分强调人口迁移，可能会忽略了本质意义上的城市化质量提高的问题。

　　中国农民当年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可能对刘易斯和托达罗的模型一无所知，但城市化没有采取农民进入城市的途径，而是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发展小城镇，创造了城镇化的城市化道路。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城镇化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可能是一个创造。城镇化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作用和在一定发展阶段终结，反映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但是，与人口转移相关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一是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城镇太小，聚集不起服务及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形不成城市功能，由此使城镇不可持续发展。二是处处建城镇，造成耕地大量流失，农村地域污染严重，大量亦工亦农人口存在，阻碍农业规模经营的进程，由此加剧农业的不可持续发展。三是由于城镇分散，特别是许多县级城市因小城镇过多分散了人气，难以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市场中心、信息中心，小城镇无法获得工业、服务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聚集不起市场和服务功能。由此使农村城市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2、城市功能意义上的城市化

　　人口进入城市意义上的城市化是每个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化时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但它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在人口迁移意义上的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后，有必要转向推进功能意义上的城市化。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城市化由人口转移转为突出城市功能，是城市化的提升，也是城市的提升。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的载体。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明显。教育科技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策源地。推进城市现代化将促进技术创新和文明进步，进而推进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地域扩散。

　　城市，顾名思义，是市场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业中心，是城市的功能。从功能意义上界定城市化的新内涵，就是要在城市聚集人流(主要指科技与管理人才)、物力、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主导产业，聚集科技教育。

　　作为市场中心的城市不仅仅是产品市场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中心。城市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其发展极作用便凸现出来了。这就是佩鲁所说的，城市作为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改变了它直接的地理环境：而且如果它足够强大，还会改变它所在的国民经济的全部结构。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中心，它促进了其他资源集中和积累中心的产生。当这样两组中心通过物质的和智力的高速公路相互联系在一起时，广泛的变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视野和计划中就显示出来了。”[4]

　　城市化转向强化城市功能反映城市化内容的变化，过去突出人口向城市转移，现在则突出要素向城市移动。具体地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流向哪里？在发展乡镇企业阶段可能会向流向乡镇。这跟发展乡镇企业所需要的要素等级相关。例如星期日工程师，一般的技术等。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先进生产要素，如高科技和高科技人才，这些先进生产要素流向哪里？显然是首先流向城市，并通过城市集散。产品也是这样，市场在哪里？虽然产品不一定都直接运到城市去买卖，但买卖的信息，交易的场所也是集中在城市。乡镇企业之所以有乡镇二字，原因是其分散在各个乡镇。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现其分散在各个乡镇的弊端，于是，乡镇企业便由过去的围城转向进城，其公司总部及其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聚集在城市，可以取得聚集效益，如降低交易成本，及时获得信息，更多的获得竞争和合作的机会。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进入的方向变化：过去进来的主要是制造业项目，因此其基本流向是乡镇；现在进来的是银行、保险、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它以公司聚集及辐射面广为条件，自然以城市为首选目的地。

　　归结起来，先进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这是经济发展到现代阶段自然形成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还可发现，现在对经济发展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的城市化水平，就是指这一意义的城市化水平。

　　根据以上从功能意义上规定的城市化内容，现在评价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不是简单地看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多少不能反映城市化水平的高低。衡量城市化水平更多的应该是反映城市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包括服务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以这些指标来衡量各个地区的城市化，可以发现，现阶段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差距很大。其中的主要说明因素是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也就是城市功能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其城市化也存在城市供给不足问题。

　　已有的城市化理论是以已经存在城市为前提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在我国的许多落后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城市供给严重不足，就是说，在相当大的面积的范围内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在这里从何谈起城市化。“百万民工大流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缺乏。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是已有的城市，城市功能太弱，得不到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能量的集聚，对先进生产要素缺乏吸引力，缺少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聚集。这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一方面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另一方面城市难以提供改造传统农业的先进要素。因此，在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化的牵动，其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转移的内容，同时也包括强化城市功能的内容。

　　就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来说，虽然这里的人口迁移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镇星罗棋布，特别是在苏南地区形成了城市群，但不能说这里的城市供给已经充足。当年这些地区发展的小城镇，在容纳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因为小城镇的星罗棋布，分散了城市的人气。发展起来的众多的小城镇达不到规模经济，无法承担其市场中心的城市功能，与此同时它们又分散人气使已有的和新建的城市也难以发挥城市功能。可以说小城镇化所产生的最为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大中小城市的发展。

　　城市供给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是质量问题。虽然小城镇也可以集聚一定的经济能量和要素，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证明，在一个区域内由小城镇集聚起来的经济能量和要素不可能达到该区域城市所集聚的要素和能量。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它分散人气而削弱城市功能。实践已经证明，在小城镇发达的地区的大中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城市供给不足。因此，在小城镇发达的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内容是，克服多年的小城镇化所产生的负效应。其中包括：一方面通过合并城镇减少小城镇，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城市化，使城镇具有真正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和繁荣城市，推进城市现代化，使城市产生吸引和聚集现代生产要素的功能。

　　3、城市化与服务业的互动

　　城市化的产业支持与城市化的内容相关。已有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一致，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发展工业，于是有工业城市和城市工业一说。就是说，已有的城市化或者说，人口转移意义的城市化基本上由工业支持，城市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 钱纳里的发展模型就曾将城市化与工业化直接联系，并将城市化的指标直接规定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于是形成下述表格(表1)：

表1 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率

人均GDP(美元)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400	49.0	27.6
800	60.1	33.1
1000	63.4	34.7
大于1000	65.8	37.9

资料来源：钱纳里：发展模型1950-1970

　　我国已有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工业化同步的，因而城市化的产业支持是制造业的发展。具体地说，从上个五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与城市工业化同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同步。

　　从产业发展顺序看，制造业的发展拉动服务业的发展。斯蒂格里茨在最近一次的讲话中指出：在发达国家中，其服务部门最大。新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向服务业的转移至少起了部分作用。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所有国家或地区，实际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会在不断地努力接受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我以为影响之一就是，它会增强非贸易经济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服务业的作用。其依据是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它拥有低工资和高生产率，能够得到资本，又富有企业家精神，将成为制造业中的统治力量。据此，他要求，其他经济体，必须去适应这一点。加强非贸易部门发展服务业就是这种适应的一部分。斯蒂格里茨的分析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样有意义。制造业达到较高水平，对服务业提出强烈需求。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又有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具体地说，工业化和专业化不断加深，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金融、保险、运输、工程、法律、会计、广告、管理与技术、咨询等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发展，可以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并可大大提高其质量。在现代经济作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主导制造业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

　　再从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制造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量的影响，即影响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则基本上是质的影响，即强化城市的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就经济中心的形成来说，在短缺经济年代城市成为经济中心是因为它是工业中心。现在工业制成品成为买方市场，工业中心不再是经济中心，只有服务业中心才能成为经济中心。现在许多城市都要以大市和强市来说明城市发展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人口大市至多成为消费大市，工业大市至多成为经济大市，只有以服务业大市才能成为经济强市。过去，许多城市以烟囱林立为荣，现在，如果还是烟囱林立，一定是落后城市的象征。只有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才是现代城市的象征。

　　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城市需要通过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还城市的本来面目，变工业型城市为贸易型、服务型和消费型城市。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城市作为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中心和集散地，其中集就是聚集，散就是扩散。聚集和扩散的依托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其理论说明在于：制造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以分开，因此其发展不依赖于本地的市场容量；而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分的，因此服务业的规模对当地的市场容量依赖性很强。城市越大，市场容量越大，服务业规模越大越经济。我们还从现阶段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中发现，由于服务需求相近，信息流通迅速，交通便捷，如果各个城市服务成本、品质和服务种类存在明显的差异，客户更有可能跨越地域寻求最佳的服务。这意味着一个城市服务业越发达，对客户越有吸引力，这个城市的功能及竞争力越强。

　　我国加入WTO后，进入中国的外资层次也在提高。进入的外资高科技的研发中心，外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不只是进入城市，对城市投资环境的要求也在提高。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就成为他们评价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准。有没有他们所信得过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有没有符合他们需要的物流机构等等，便是其考察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现代城市化与服务业的相关关系。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城市服务环境越好，现代化程度越高。城市的国际地位进一步突出。

　　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具有同步性。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服务业以城市规模为条件，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均适于在大中城市发展。实证分析也表明，凡是国际性大都市，服务业比重一般要在70%以上。发达国家60%的产值60%的就业在服务业，其主要集中在城市(见表2)。

表2 国内外一些大城市市区的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纽约（1989）	80.00	86.70
巴黎（1988）	72.70	77.90
东京（1988）	72.50	70.00
汉城（1989）	68.90	63.20
香港（1990）	73.20	63.30
北京（1997）	59.56	57.7
上海（1997）	48.41	46.9
广州（1997）	55.13	53.8

　　服务业包括消费者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从城市化角度，服务业也有个结构优化和升级问题。

　　消费者服务业，如零售、餐饮、娱乐、旅游、体育，客运、航运、旅店、家政服务等，它们的特征是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居民生活需求密切联系，进入退出的壁垒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将推动消费者服务业的不断成长。由于不同收入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居民消费档次逐渐拉开，要求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可以预见，为适应这种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商业、餐饮、居民服务，娱乐、住房服务、金融、保险、旅游、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产业等与居民消费和提高居民素质密切相关的产业将会得到较快的增长。

　　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邮电通信、交通运输，广告信息咨询，企业服务业，其特征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含量，产业关联度和要素生产率较高，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现代城市化的内容，在城市发展的服务业应该有明确的重点。这就是生产者服务业。金融服务、企业服务、信息服务、市场服务成为服务主体，使城市具有强大的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其中包括市场功能，信息功能，金融保险通信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4、城市区及其内部布局调整：进城与出城

　　城市化战略的重点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转变为强化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质量，推进城乡整体现代化，必然会牵动产业和要素进城和出城的结构性调整。有人担心城市化会导致人口拥挤、治安混乱和环境污染之类的城市病。实际情况是，以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替代人口进城意义的城市化，本身包含城市布局的结构性调整。城市化不仅仅是进城问题，出城与进城的结构性调整会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城市病。

　　城市要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对城市的功能和质量评价相关。在现代经济中，城市质量主要涉及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城市功能一般涉及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现在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城市聚集什么、规模多大才能充分显示城市功能。应该说任何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从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极考虑，在城市聚集的要素只能是先进生产要素，聚集的产业只能是主导产业，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研发中心，聚集的企业只能是公司总部及其营销中心。就城市规模来说，现阶段的城市现代化不是城市大规模化，要突出其内涵和功能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追求其规模。过去的城市化以城市规模的扩张为特征，其原因是这种城市化以工业化处于工业化阶段为基础，因此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水平越高。而现代工业化正在进入信息化阶段。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没有必要用城市规模来说明。[5]

　　基于以上规定，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乡镇企业以及举办在乡镇的外资企业的公司总部及营销中心进入城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进城，而是服务业进城，银行、保险公司、贸易企业、电讯公司和各类高科技研发中心进入城市，是知识密集的金融、通讯、信息、商贸、咨询等中介性服务部门进城。由于城市本身也有等级，各类公司会依自身的等级进入不同等级的城市，因此形成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同等级。当然，各类服务业的分支机构也会渗透到乡村，进城的公司的制造业基地还会留在乡镇。

　　有进城必然有出城。出城的是基于效益标准的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城市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城市要素和产业聚集，必然导致要素及产业的竞争。随着城市地价的提高，留在城市的只能是具有更高价值有能力偿付较高租金的要素和产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必然是占地面积大、单位占地面积创造价值低的制造业以及落后的生产要素。城市中心区积累了大量不合理用地以及过分拥挤、环境恶劣等问题严重影响城市质量的提升。于是出现工业及相关人员向周边小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趋势。通过土地置换，大量工业、普通住宅等偿付租金能力差的用地从中心区退出，为金融、商务及公共建筑的进入提供空间，从而促进了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更新。这样的城市现代化使城市由工厂林立转向公司林立。制造业在进入城镇和农村工业区后，因相对便宜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而得以扩大规模，也可以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包含的制造业出城之类的趋势可以用反城市化来概括，由此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我把它称作现代城镇化)。如果说，传统的城镇化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场所的话，现代城镇化则是城市传统工业及相关的人口转向城镇的城镇化。显然，传统城镇化依附于农村，现代城镇化则依附于城市。因此可能形成城市的产业分工。中心城市聚集服务业，卫星城市和城镇集聚制造业。

　　即便是在城镇也不意味着单纯容纳制造业。现代城镇化是大城市中心区居民及功能的外迁，追求的不只是保持大城市的生活方式，还要求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城镇化代表的应该是城市功能、生活方式的扩散以及城市精神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解决社区的功能组织问题，特别是要有教育、医疗、购物等基本的服务设施，应该让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现在的许多农村工业区只是作为工业区来建设，没有将其与城镇化结合，工业区没有城镇服务业的支持，也会出现工业区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

　　城市要素和产业出城与进城的结构性调整就形成由城市到城镇及农村的不同功能层级的布局。大城市(主城区)位于核心地位，次之是卫星城镇(工业区)、再次是纯粹的农村地区。城镇是大城市及纯粹农村地区过渡地带中的一个层次。基于这种城市结构的分析，可以对城市规模作出新的规定：城市范围可以扩大，但主城区不一定很大，扩大的是城市直接辐射的范围。这样，城市化在不同的城市范围就有不同的重点。在主城区主要是集聚要素和现代服务业。而在城郊和卫星城镇则是提供就业岗位，集聚人口包括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从城市转移出来的人口。这体现区域意义上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现代的城镇化包括在已有小城镇基础上推进城镇城市化。这是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衔接。农村城镇的城市化水平直接影响城市现代化要素向农村的扩展和辐射能力。推进城镇城市化，要求城镇的集中。作为城市的城镇和小城镇有规模的区别。达不到必需的规模，聚集不起服务业，聚集不起市场，聚集不起人气也就不成其为城市。城镇中建起的各类市场和服务设施也不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具体要求是经济能量和产业的极化。它要成为区域中的商贸中心、服务中心，从而成为城市现代化要素向乡村扩展和辐射的中间环节。

　　现代城镇化要求城市中心区与城镇一体发展。这里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心区与城镇之间建设快速公共交通通道，将城市与城镇联成一体。二是城市与城镇在行政上联成一体，通过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市场发育和网络建设，增强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通过中心城市的现代化要素扩散推动城镇及其外围地区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说，出城包含现代化要素的出城。这也是城市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作为中心功能有多强范围有多广，不是看其城区范围有多大，而是看其辐射的范围有多大。其中的城镇可以说是城市现代化要素向农村扩散的和辐射的接力站。显然，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这样，城市化的内涵与外延就都有了明确的界定：内涵发展即强化城市功能，包括先进生产要素、公司、服务业在城市的聚集。外延发展不是简单的扩大城市规模，而是通过反城市化和现代城镇化的进程，扩大城市要素向农村扩散和辐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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