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路径的一种解释

　　洪银兴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渐进式特点。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而不单纯以私有化为取向，但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两个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

　　世界银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有五个内容：产权处置，竞争，硬预算约束，金融改革，改变政府与企业管理人员关系。中国20多年的改革在这几个方面都先后有所触及。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鲜明的特色。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便可发现中国特有的市场化道路。

　　研究中国的市场化路径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可以发现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理论界定上存在差异。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化等于市场化。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明确私有化就不能算是市场化改革。仔细研究目前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便可发现，差异并不那么大。在中国，所谓的私有企业是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企业，其典型形式是私营企业，就企业制度来说主要是指那些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尽管这种类型的企业改革以来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但如果以此为目标去“化”，特别是要将国有企业变成这种企业，在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实际上，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类型的企业尽管也很普遍，但不是占主导的。在那里占主导的是公司制企业，由于公司制企业中主要是私人持有股票。现在在许多国家所推进的国有部门私有化实际上主要是指股份化、公司化。从这一意义上考察我国目前推进的国有企业以股份制和公司制为取向的改制，可以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的改制与企业制度的世界潮流是一致的。中国不将这一方向的企业改制概括为私有化，是要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目标不是变成私人企业，尽管可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要通过出售拍卖等途径变成私人企业。

　　1、 竞争性市场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市场化可以有不同路径。最主要的是在私有化和竞争之间作出选择。作为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的市场化一开始选择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创造竞争性市场的道路。这也符合阿罗-德布鲁模型：当存在完全竞争时(其他条件也满足)，市场具有帕累托效率。虽然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状态，但是创造竞争性市场总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私人经济几乎没有。虽然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但是，创造竞争性市场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私有制经济。原因是只有在不同所有者之间才能有真正意义的竞争，否则至多只有竞赛。因此中国市场化必须在保持原有的国有制同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其中私有制是作为公有制的竞争伙伴，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发展。

　　在市场化的初始阶段，不触及国有制企业的制度反映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中国国有制经济比重大，在国有制企业中就业人口多(直至1980年城镇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口8019万人，占当年城镇就业总数的76.2%)。国家财政主要依赖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提供(直至1986-1990年间财政的72.8%还要由国有制提供)。因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只能是在保留现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条件下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途径推进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是非国有部门比重上升，国有部门比重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在工业部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7.7%降低到1997年的41.9%；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降到1997年的26.5%。从各种经济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说明，中国保持较高增长率并有较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原因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转型20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主要推动力在于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发展多种非国有经济的初始阶段特征是在国家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的条件下，未被计划经济动用的资源(在当时数量是相当大的)被自发地用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无阻碍的，从而发展的速度相当迅速。

　　目前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中占最大比重的是集体经济成分(1997年占GDP的33.9%，工业总产值的40.5%)，集体经济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范畴。但是集体经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初期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城镇集体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是第二国有经济。现在占主体的集体经济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相联系。乡镇企业现在是中国中小企业的主体。改革以来集体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比重都有明显增长，主要说明因素是乡镇企业(需要指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带着“集体企业”帽子的私人企业)。农村在推进联产承包和推进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内容的工业化后为中国增长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所形成的增长的潜力，基本上是被发展起来的非国有制经济动用的。

　　中国的非国有制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就个体私营经济来说，在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3%提高到1997年的24.3%，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0增长到1997年的32%。就外资经济来说，1979-1997年中国累计吸收外资2201.62亿美元，到1997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235681户，已经开业的有14.5万户。从业人员175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总额993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3.16%(王梦奎：《中国转轨20年》)

表1 1978-1997年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在GDP中的结构变化 单位： 亿元

年份	公有经济				非公有经济
	国有经济总量	国有经济比重 %	集体经济总量	集体经济比重 %	总量	比重 %
1978 1985 1990 1995 1997	2092 4288 9039 22222 30744	57.7 47.8 48.6 38.0 41.9	1342 3632 7105 23274 24900	37.0 40.5 38.2 39.8 33.9	190 1044 2436 12988 17776	5.3 11.6 13.1 22.2 24.3

转引自：王梦奎：《中国经济转轨20年》外文出版社1999

表2 工业总产值构成(%)

年份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城乡个体工业	其他类型工业
1978	77.6	22.4
1980	76.0	23.5		0.5
1985	64.9	32.1	1.8	1.2
1990	54.6	35.6	5.4	4.4
1993	47.0	34.2	8.0	10.8
1997	26.5	40.5	15.9	17.0

　　中国统计年鉴1998

　　创造竞争性市场，不可避免地要牵动国有经济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但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在竞争性市场上，企业的相当竞争力严重下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较重，其中包括税收负担过重(1997年在税收中来自国有企业的税收占60%)企业保障(养老、医疗等保障由企业提供)和人员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减少。突出表现在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下降(见表3)，同时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的投资拨款改为贷款。再一方面是体制上放开得较晚。

表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比重

年份	比上年增长 %					各种类型经济投资比重 %
	总计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1981	5.5	- 10.5	150.4	49.8		69.5	12.0	18.5
1985	38.8	41.8	37.2	30.9		66.1	12.9	21.0
1990	2.4	6.3	- 7.1	-3.0		66.1	11.7	22.2
1993	61.8	44.1	70.5	20.8		60.6	17.7	11.3
1994	30.4	21.3	19.1	33.5	99.4	56.4	16.2	11.6	15.8
1997	10.1	11.3	5.8	6.7	13.2	53.0	15.3	13.5	18.2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到1998年国有经济提供27%的工业总产值，37%的GDP，20%的经济增长。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其效益的下滑，另一方面反映非国有经济增长较快。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不能仅仅限于创造竞争性市场，不能仅仅限于发展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化改革必须进入新的阶段，即直接以国有经济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国有经济自身的市场化改革就要触及到其产权变动，企业的公司化改造。

　　2、国有经济整体效益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相比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不高，其原因在颇大程度上与国有制无所不包的布局相关。首先是国有经济进入了一些本来就不需要进入又不可能占优势的行业；其次是相当的的国有资本沉淀在低效益企业中。第三是由于结构性矛盾，国有资本所在的一些行业已经成为长线行业。第四，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国家拥有的资本金愈来愈不足以支撑巨大的国有经济“盘子”。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一部分领域需要非国有经济进入。所有这些同时提出了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的必要性。

表4 1998年各种类型工业企业的部分指标比较 单位 亿元

	工业增加值		资产总计		利润总额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总计	19421.93	100	108821.87	100	1458.11	100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1076.9	57.0	74916.27	68.8	525.14	36.0
集体企业	3302.21	17.0	11275.66	10.4	394.80	27.1
股份有限公司	572.49	2.9	1969.94	1.8	86.33	5.9
外商投资企业	1993.36	10.3	10951.54	10.1	212.54	14.6
港澳台投资企业	2061.70	10.6	10375.41	9.5	206.07	14.1

　　中国统计年鉴1999

　　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一开始是自发进行的。这同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相联系。非国有经济成分所进入的领域大致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当时供不应求的领域，二是国有企业不占优势的领域；三是国家没有限制进入的障碍的领域；三是在技术和规模方面易于进入的领域。非国有经济进入较多或者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明显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餐饮业等。就制造业来说，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最大(超过30%的)的部门主要是化工，机械，建材，食品，纺织，皮革，造纸等行业。这些行业，再加上服装业，目前国有比重均不到50%。反过来说，这些行业是非国有资本进入较多的部门，

表5 主要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比重变化 单位 %

冶金

电力

煤炭

石油

化工

机械

建材

食品

纺织

服装

皮革

造纸

1981

85．2

96．2

65．3

85．4

86．2

76．1

46．5

75．1

82．7

16．8

40．0

56．5

1997

65．3

72．6

73．5

86．5

46．5

29．1

14．6

36．0

31．6

5．1

6．2

26．1

　　转引自：张春霖：《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经济研究 1999年第8期。

　　国有经济布局的自发性调整最终有限制，这种限制同时也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限制。首先，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资源基本上是制度外(即计划经济以外的资源〕，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仅制度外的资源被充分动员，在计划经济被打破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国有企业也开始进入市场争夺资源，这就使非国有经济发展遇到资源限制。其次，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阶段，中国的市场属于卖方市场，商品严重短缺，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基本上带有“填空”的特征。这也意味着在所指出的领域中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及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是无障碍的。进入90年代后期，我国许多领域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主要进入的制造业领域进入了买方市场，这些领域的竞争过度造成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势头减缓，效益下降。

　　上述市场新格局必然要形成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的压力：非国有经济成分要进一步扩大，就要进入国有经济已经进入的领域和市场，就要同国有经济争夺已经被国有经济动员的资源，由此产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国有经济在许多领域中的弱势地位已非常明显。这就在许多领域形成国有经济在自身所处的弱势领域的的退和非国有经济的进。面对竞争新格局，国有经济布局由被动性调整转向主动性调整。

　　从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看，国有资本在工业、建筑业以及贸易餐饮业这些行业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需要国家大力投资扶持的基础产业和国民经济命脉部门比重还不高，因此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作用并不强，这种状况在加入WTO以后将更为严重。这种不合理的资本存量分布同时也表明了巨额资本存量在现实条件下进行有效重组的必要性。

　　从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考虑，国有经济没有必要在所有行业都在数量上成为主体，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经济行业重组的基本趋向是：国有经济继续保持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如：铁路、航空、港口、邮电、 通信、金融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又处于薄弱环节的基础工业部门国有经济要积极发挥作用，如：能源、原材料工业。在这些行业国有经济适当集中。当然这种集中要以在其他领域的收缩为前提。因此国有经济的范围必须限制在必不可少的领域，国有经济布局作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收缩。

　　根据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目标，无论是国民经济重要部门还是在国民经济一般部门都有有进有退的调整。

　　首先，在国民经济一般领域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不是只有退出一条路。在这些部门中有一些国有企业经营得很好，国有资本为什么要从这些企业中退出？这些企业的国有资本不但不能退，还要通过“进”的途径进一步壮大。另外，在这些行业中有不少非国有企业也经营得很好，但其资本规模太小，国有资本也可以进入(不一定控股)，这样既可以壮大这些高效益企业，国有资本也可以得到效益。在这个领域国有经济退出的范围，主要是指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低效益的企业，退出本来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明显优势的行业，退出处于结构性矛盾中的长线产业。

　　其次，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国有经济不是只有进而没有退。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角度讲，国有经济必须“进”，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通过探索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这表明即使在一些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也可能有“退”的方面，即在不特别强调国有独资的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在与非国有资本合资的企业中，国有资本保持控股地位。

　　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抓大放中小。有进有退的调整是针对领域而言的，抓大放中小的调整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国家主要保持少数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和国有控股地位，就能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对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而言，在体制上可以充分放开，直至退出国有经济。但在现实中对抓大放小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由此形成抓死大企业，放弃中小企业的后果。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抓大和放中小的内涵。

　　抓大不是抓死，而是借助国家的组织力量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在某些行业(如汽车、石化、电信等行业)形成若干个寡头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抓大同样是要靠市场经济办法，而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办法。具体地说，抓不是在体制上管，更不能管死；抓大的不能仅仅限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做大了同样可以进入抓大的范围，大企业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从培育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抓大，就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特别是其中需要抓大的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负担太重，资本金严重不足。通过减税、减轻社会负担和处理陈债等途径减负，提供通畅的渠道进入市场筹资，以及在并购企业方面提供指导和方便等等，都可以成为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抓大”的途径。

　　放小不是放弃，而是在体制上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在我国虽然中小企业在产值比重中不占大多数，而在企业个数上占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安排就业、繁荣市场方面的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在新经济中，中小企业在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有特别的优势。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说是促进中小企业依靠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在体制上给予放开，允许其采取多种模式改革，如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业主制等。只要是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各种体制都可以采用。需要指出的是，在体制上将其放开后，国家对之不能甩手不管。中小企业一般都很幼稚，需要扶持和导向，而且也要为之做大做强创造条件。其具体途径包括：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服务体系，提供贷款担保，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

　　根据上述思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产生了如下效应：

　　一方面，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从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占用、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等等指标看，到1998年，国有经济占有社会经济资源总量的60～70%，就业人员和税收则分别占54.4%和60.4%。此外，国有企业还通过与其他经济成分合资、合作或参股，扶持发展集体企业，实际调动或支配着约40%～50%的集体、外商资本。特别是在高科技工业部门，国有经济成份的比重更为显著。

　　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布局主动性调整的方向给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国有经济成分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市场准入的机会。一方面非国有企业进入非国民经济命脉部门没有任何数量限制；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可以以股权形式进入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特别是金融、保险、贸易、通讯等需要国有资本控制的部门只是强调国有资本控股而没有限制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在这些部门举办股份制公司。这实际上为进入WTO允许外资进入留下了空间。

　　3、 国有资本质量和企业资产结构重组

　　市场化不可避免要触及到以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企业。

　　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原因是现有的市场经济都是与私有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私有化才有市场化。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另一个极端观点，即在中国，产权不明晰，仍然可以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便可发现，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首先，中国已有的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主要用非国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说明。但是必须指出，仅仅靠发展非国有经济，而不对国有制经济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是不行的。国有制工业企业占有近70%的资源，但只提供36%的利润这种低效益状况必须尽快改变。这就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本身的市场化改革问题。

　　其次，中国市场化的实践证明：现有的国有企业形式确实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产权不明晰：人人都是所有者，但具体的个人人人都不是所有者。根据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考察，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基础是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并能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中国成功的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承包制，厂长负责制，转换经营机制等等，赋予了企业很大的经营自主权。即所谓的三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但是仅仅改革运行机制，不改革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企业资本的增殖和增值便得不到所有者的关心。企业也不可能这种承担负亏的风险责任。

　　第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与企业制度相关。企业制度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二是企业的资产组织形式。已经发展起来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至于国有制企业能否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在于它的所有制性质，而在于它的资产组织形式。这就是说，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就可能明晰企业产权关系。我们还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那里发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微观基础的不是原子型企业，而是公司制企业。这意味着国有制企业只要按照股份制性质的公司制方向进行改革，便可能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第四，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意味着国有制可以在独资的国有企业中实现，也可以在包含了私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现。

　　根据以上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制度的认识，可以认为，与其说提高国有企业效益，不如说提高国有资本的质量。因此，在当前阶段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基本主要标志是进入产权处置阶段，即建立多种形式的多元股权结构。其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的非资本化，其标志是企业中国有资本金比重下降。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一方面从80年代起为了提高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供给实行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方式的改革，这项改革实行到现在产生的客观后果是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中负债比重明显加大。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5%，实际情况可能更高。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趋向是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国家集中的国民收入明显降低，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8年的12.4%。国家集中的收入已无法支持国有企业扩大资本，相应地国有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比重下降，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1981年的69.5%下降到1997年的53%。国家新增投资主要是投入新项目和新企业，而不是投入原有企业。由此决定，国有企业资本金比重下降。这种状况被称为国有企业的非资本化。

　　二是国有企业改制，拿出一定的股份来通过出售等途径发起建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企业之类的混合所有制。

　　三是企业间并购重组，包括的企业整体股权出售(并购)和部分股权出售(并购)，企业重组不仅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还包括国有与非国有资产之间的相互并购。其目标是以优质资产支配更大的资产，从而放大优质国有资产的职能，借助优质资产稀释劣质国有资产，

　　四是债转股，针对目前银行持有的国有企业负债形成严重的银行不良资产状况，由资产经营公司收购部分银行持有的国有成长性企业在银行的债权，并将其转为持有的在相应企业中的股权。

　　上述多种途径的产权制度改革，所产生的明显效应是有效地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从而加快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这一块的产权不能说已经明晰，但是建立在股权多元化基础上的企业产权结构还是能够使企业形成实实在在的所有者。企业发展(包括国有资本)由此得到所有者的关心。

　　第二，国有资本有可能按市场要求进行配置。国有企业的重组可以在支配和收益之间选择。如果仅仅是为了收益而不是为了支配，国有资本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即使是为了支配，也不完全追求独资。与此相应，非国有资本(包括外资)进入国有企业的空间大大加大。

　　第三，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企业改制，都是形成公司制企业。在这种企业制度中，公有制主要不是以公有制企业的形式出现，而是存在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公司制企业中。

　　第四，在企业公司制改制后，形成出资者产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解决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运行的注意力就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转向解决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没有完成，例如，在许多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资本的股权还偏高。但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要素市场建设滞后。

　　一是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公司上市是产权调整的一个重要渠道，但目前上市公司毕竟是少数，大量的企业缺乏及时进行产权调整的场所和机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处置缺少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特别要关注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金融支持。

　　二是经营者市场不完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家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经营者市场不完善，就缺乏经营者的竞争，也缺乏对经营者的市场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

　　三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资本的流动和重组不可避免伴有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规模的调整。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就阻碍这种流动和调整。

　　以上市场建设滞后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有企业即便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仍然难以产生企业效率明显提高的效应。这也表明，中国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还会再次进入市场改革的阶段，与改革第一阶段的创造竞争性市场的内容不同，下一阶段的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培育现代市场，使之发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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