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洪银兴 陈宝敏[1]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出的众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特征迥异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一向得到最多的关注，几乎成为不同时期“姓资”与“姓社”之争的“活靶子”。近年来，模式之争再度升温，并且其基调有了微妙转折，“扬温抑苏”成为新的时尚。在一些人看来，苏南模式已经“历史终结”，并向温州模式靠拢；换言之，“温州模式” 已彻底战胜“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流模版。我们认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所涌现的成功模式，其起点和路径不同，但性质和目标一致，并且其内涵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近年来，模式演变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阶段，模式间的制度性差异趋于淡化，按照国际规则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共同选择。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综合竞争优势明显的苏南经济呈现出更快的发展势头。

　　一、经济模式内涵的科学界定

　　人们对经济模式的关注可以说是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模式的讨论开始的。关于此类模式的定义可追溯到兰格和布鲁斯。他们认为经济模式是经济理论的假设，表示经济机制运行的不同模式。我国关于苏南模式的概念，据我们所知，可能最早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费孝通教授在对苏南地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3年底提出的模式问题，他说“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2]。在后来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费孝通教授明确指出，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3]。

　　显然，模式论的方法论实质在于简化和抽象，即以简单语言(观念)解释复杂现实。对复杂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模式化)，乃是人类固有的思维倾向和实际生活的迫切需要，更是一切科学研究普遍遵循的基本方法，因为正确的抽象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自然科学习惯于通过控制实验建立模式，社会科学则主要通过典型调查建立模式。经济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费教授所提出的区域发展模式，无非是指在相似约束条件下活动的“经济人”群体的行为模式。不需要补充太多经验内容，我们就能进而得出这种模式论的一些合理内涵：

　　⑴模式间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由约束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模式，正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只能就部分侧面认定模式间的相似之处。进而，即使在同一模式内部也会存在重要差别。

　　⑵模式差别不等于效率差别。只要约束条件得到充分辨识，则任何模式都是合乎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的)。因此，不同的模式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

　　⑶模式不可以照搬。对已有模式的整体移植是行不通的，除非可以规模经济地改善约束条件本身。一种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其特定的约束的条件，条件不同采用相同的模式未必都有效。

　　⑷模式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约束条件的可变性决定了模式本身的可变性，包括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在量变阶段，可以将模式视为相对静止，但不能因相对静止而无视量变的存在。如果量变积累成质变，原模式概念就将“历史终结”或“改头换面”，但不能因此认定模式所指的客观现实失去生命力。在各模式发展变化速度不尽一致的情况下，模式间差别可能趋大，也可能趋小。从经验上看，在竞争力量的作用下，模式差异趋于淡化。

　　在正确把握模式论合理内涵的前提下，苏南模式这种“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典型路径(温州模式是另一种路径)。此处所谓市场化，泛指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包括市场规则(机制)与市场容量(范围、规模)的双重扩展。将苏南模式与市场化联系起来理解，要比过去习惯于将苏南模式视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或民营化)的一面旗帜等等更合乎实际，更富有解释力，也更能“摆平”不同模式之间的辨证关系。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市场化，是以计划经济为起点的渐进式的市场化。以计划经济为起点，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置过去几十年的物质基础、制度存量于不顾。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结构等约束条件复杂多样，彼此差异之大，并不逊于某些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制度存量和物质基础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市场化起始阶段的不同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因为毗邻港澳，得对外开放风气之先，其市场化方式明显呈“外源型”，即主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借鉴国外经验发展本地经济和确立市场规则(当然也是逐步地和有选择地借鉴，而非照办照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义的，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市场化则首先是“内源型”的，即主要依靠自身创新和国内资源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郑勇军，2001)。因之，二者分别可以称为市场化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和长江三角洲模式。

　　就苏南地区来说，这里的明显特征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其计划经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集体经济也较强。就起始约束条件看，苏南模式受计划经济影响更多，更加体现中国模式之以计划经济为起点的突出特点。因此这里市场化的起始阶段主要是依靠集体经济和乡镇政府的推动发展市场化经济。

　　温州则因为原有经济发展水平低，既少受计划经济之惠，也少受计划经济管束，加上资源贫瘠，因此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市场化，以“鸡毛换糖”之类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其经济民营化程度自然要比当时的苏南高得多。

　　显然，上述苏南和温州在其起始阶段形成的发展模式的差别是以其起始阶段的约束条件为基础的。他们都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因而都是有效率的。在当时都是作为发展的样板肯定的。

　　当我们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市场化模式来评价时，我们发现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没有终结。市场化涉及多个层面，特别是产权制度，市场规则发育和市场容量等。产权制度上苏南和温州都需要深化改革。在温州不能停留在私营企业基础上，苏南需要明晰收入产权。事实上，这两个地区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意味着，现在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已经不是当年的模式，无视这两个模式的新变化，以当年起始阶段的模式特征来进行评判，甚至断言哪一种模式终结，这是错误的。其症结是没有看到每一种模式都没有定型，都还处于发展中。

　　苏南模式起始阶段政府作用评价

　　所谓“苏南模式”，当时的理解是指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社区政府(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本文上述分析可以推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不过是市场化的长江三角洲模式内部的子模式。两种模式虽然都属于渐进式，但由于起点约束条件的巨大差异，其市场化的路径(模式特征)却很不相同。在一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洪银兴和陈宝敏，2001，表6局部)，我们对两种模式的初期(80年代)差异作了如下比较：

表1：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起始阶段） 项目

项目	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起始 约束 条件	⑴农业基础良好，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⑵水陆交通便利，紧靠上海等大中工业城市 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祥地 ⑷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居民素质 ⑸搞集体经济的传统，经验、资金和人才积累	⑴人均耕地很少，农业发展条件差 ⑵交通不便，远离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中心 ⑶始终得不到国家"厚爱" ⑷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⑸受传统体制束缚少
模式 特征	⑴乡镇集体企业为主 ⑵社区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 ⑶"离土不离乡"	⑴家庭小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 ⑵"小商品，大市场" ⑶"离土又离乡"

　　苏南地区不仅紧靠中国当时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这种密切地缘关系，使得苏南农村接受经济的、技术辐射的机会较多，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也较大，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具有良好的条件。良好的农业基础和较多的计划经济管束，使苏南地区形成了搞集体经济(副业)的传统，这既为后来发展非农产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资金，也使得这种发展不得不以乡镇企业的名义进行。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地区选贤任能的标准和途径较为单一，优秀人才除少量跳出“农门”外，大多进入乡村干部系列，从而造成基层干部与社队工业及后来的乡镇企业领导人相当程度上合二为一的现象。

　　一个常见的判断是，基于温州模式较高的民营化程度而排他性地授予其市场经济的桂冠，而将公有制成份和政府干预色彩较多的苏南模式等价于计划经济。对此需要在具体分析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首先，苏南乡镇企业当时的政府产权属于乡镇政府的产权，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集体积累。这部分集体积累成为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大大加快了其发展进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温州当时也有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的集体积累，处于初创时期的企业中不可能没有这种集体产权。更何况，当时的苏南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吸收私人产权，形成所谓的“模糊产权”。有关研究(洪银兴和袁国良，1997；李稻葵，1995)已经对“模糊产权”的合理性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其次，中国的政府，从中南海到江阴的华士镇，是一个长长的等级体系。不能想象乡镇政府与县级以上的政府有同等性质的权力和功能。实际情况是乡镇政府在当时与其说是个政府，不如说是个社区组织，特别是在当时。中国经济市场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承认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并以财政分权、政绩评价经济化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经济的经济性。理论与经验表明，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张维迎，1998)；而乡镇政府的企业家行为，在苏南地区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杨瑞龙的研究直接以昆山经验为对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早期苏南模式主角的苏南基层政府(乡镇和村政府)，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行事，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因此，简单将苏南模式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是与现实不符的，是对地方政府积极作用的完全否定。

　　苏南模式后来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乡镇政府对市场化的推动作用。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原有的模糊初期，与政企不分发生矛盾，是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主动进行改制，退出政府产权，明晰私人产权，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引入外资。由于政府的作用，苏南的乡镇企业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政府产权的影子。

　　四、以生产力标准检验苏南模式

　　以上我们所分析的苏南模式，主要以苏南模式形成初期即80年代为背景。这也正是“抑苏扬温”派所意图终结的“苏南模式”。然而，即使在80年代，苏南模式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苏南地区的市场规则逐步展开，市场规模迅猛壮大，以乡镇非农经济比重从“半壁江山”迅速提高到“三分天下有其二”。早在那时，苏南模式就已成为全国广大地区学习和效仿的一面旗帜，为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作出了比温州模式大得多的贡献(虽然当时人们未必充分意识到苏南模式的市场化内涵)。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甚而将苏南模式作干巴巴的、静止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带入新世纪，同时却对温州模式作动态的理解，就犯了双重标准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进入90年代以后，苏南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终结了计划与市场之争以来，苏南、温州乃至全国各地都是在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统一的目标竞相迈进。

　　苏南模式的发展首先是产权制度上明晰私人产权，但其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不象有人说的转向温州模式。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转为类似过去的温州模式的私人企业，但占主导的是转为公司制的企业。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与其他法人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上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并让乡镇政府退出企业。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以江阴为代表近10家乡镇企业上市，持股近20亿元(2000年初)，在证券市场形成了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以昆山为代表乡镇企业则普遍与外商及港台投资企业合资。2000年苏州市工业产值中国有、集体成分已降低到20%以下，而非公有制成分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高达36.2%，私营经济达19.1%，均明显超过温州(表2)。另据统计，2000年温州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60.3%、年末在职职工人数的53.5%皆属集体企业，两指标均高于苏州乡镇企业。

表2 苏州与温州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的比较（2000年，％）

经济类型	全部工业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苏州	温州	苏州	温州	苏州	温州
国有	5.4	2.8	8.1	8.2	－	－
集体	13.2	5.1	16.3	5.1	6.9	5.1
股份合作	6.2	40.4	6.4	44.8	5.7	38.1
联营	0.8	0.1	0.8	0.3	0.8	－
私营	19.1	7.5	4.3	5.8	48.8	8.4
个体	9.4	29.3	0.0	0.0	28.3	44.9
外商及港澳台资	36.2	4.7	49.4	11.6	9.4	1.0
股份制	9.7	9.9	14.6	24.1	－	2.4

　　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年鉴2001》、《温州统计年鉴2001》。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是多方面的。同时，温州模式也在不断演进。在去年的研究(洪银兴和陈宝敏，2002)中，我们曾经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90年代的新发展作了初步概括(表3)。鉴于新发展的质变性质，我们认为，有必要将90年代的苏南模式称为“新苏南模式”，以与80年代的“老苏南模式”相区别。

表3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90年代）

项目	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发展环境 变化与 模式局限	⑴经济体制与政策变化 ⑵市场竞争加剧 ⑶资源约束不断强化 ⑷"模糊产权"问题的显现	⑴分散经营阻碍企业扩张（产权障碍） ⑵家族式管理对企业成长的不适应性 ⑶专业市场和购销员包打天下时代消逝 ⑷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
新发展	⑴发展外向型经济（外向化） ⑵调整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规模化） 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化） ⑷乡镇企业由围城到进城（城市化）	⑴股份合作制企业 ⑵民营企业质量和规模的提高 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努力 ⑷区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靠拢
趋势	⑴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明晰的产权，规范的竞争； ⑵经济发展的主要走向：混合所有制，统一市场，产业升级，城市化

　　基于苏南模式的新发展，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以下几个方面均处于前列：

　　1、外向化。80年代后期以来，苏南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显著提升，并已将温州远远甩在后面。以苏州市为例，2000年其外贸依存度已高达107.7%，超过温州87.6个百分点；外资依存度为15.5%，而温州几乎是“一穷二白”。

表4 苏州与温州的开放度及城市化情况的比较（2000年）

比较项目		苏州	温州	落差
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	107.7	20.1	+87.6点
	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GDP，%）	15.5	0.7	+14.8点
城市化	全市非农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	42.6 61.6	17.8 51.5	+24.8点 +10.1点
	乡村非农就业比重（%）	70.0	62.6	+7.4点

　　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年鉴2001》、《温州统计年鉴2001》。

　　2、规模化。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通过企业兼并、技术改造，横向联合等途径，扶持和发展骨干企业。到1999年，仅江阴一个县级市就拥有企业集团150多家，其中国家级集团46家，省级集团84家，有12家大集团利税超亿元。其中华西村、阳光集团、双良集团等企业集团名扬全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苏州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是温州的2.5倍，平均劳动生产率比温州高70%左右(表5)。

表5 苏州与温州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的比较（2000年）

	全部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
	苏州	温州	苏州	温州
企业数目（个）	87234	122775	3112	2105
总产值（亿元）	3260.7	1806.6	2396.5	620.9
从业人数（万人）	140.5	131.4	87.0	35.1
企业平均产值（万元）	373.8	147.1	7700.9	2949.6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23.2	13.7	27.5	17.7
规模以上企业产值比重（%）	73.5	34.4	－	－

　　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年鉴2001》、《温州统计年鉴2001》。

　　3、城市化，苏南地区的一向有着完整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但在90年代以前，由于政策障碍和认识偏差，苏南地区采取了所谓“离土不离乡”发展非农产业的方式，以至于非农产业和人口过多地集中于农村地区，不能有效利用范围经济，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最近几年来，随着城乡壁垒的逐渐打破，苏南地区分散的乡镇企业有向小城镇甚至大众城市集中的趋势。与此同时，苏南各市的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进一步增强了对内资和外资的吸引力。例如在短短十年内，苏州的建成区面积就扩张了数倍，建立起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奠定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平台，同时又很好地保护了人文荟萃的苏州老城。目前，以多种口径衡量，苏州的城市化都比温州高得多(表6)。

　　经过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新世纪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苏州为例，2000年其人均GDP已达26692元，约合3324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7063元)的3.8倍，是温州的2.3倍。苏州的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比全国和温州高得多，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小得多，真正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原则。按照权威的英格尔斯标准衡量，整个苏南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

　　据此推算，如果苏州的人均GDP能保持10%的年增长率，则即便温州的年增长率能高出4个百分点(相当于90年代的落差)，也要到2024年才能追上苏州。但过去20多年温州的平均速度优势不过1.5个百分点。在经济环境较为平稳正常的近几年，苏州、温州的年增速均在12-13%之间，落差完全消失。因此，断言苏南模式已丧失活力或输给温州模式，既犯了忽视发展阶段差异的错误，也不符合明显的实际证据。

表6 苏州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比较

比较项目		苏州	温州	落差
经济发展	GDP平均增速（%，1979－2000） GDP平均增速（%，1990－2000） GDP平均增速（%，1998－2000） 人均GDP（元）	14.1 16.4 12.6 26692	15.6 20.5 12.6 11360	-1.5点 -4.1点 0 2.3倍
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9274	12051	0.8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5487	4298	1.3倍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13901 95.1	6304 66.9	2.2倍 +28.2点

　　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年鉴2001》、《温州统计年鉴2001》。

　　近年来，随着“入世”步伐的的临近谈判的顺利进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在此阶段，市场化的标准更高、更明确，即按国际通行规则和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有望成为该“工厂”的一个主要“车间”。

　　在这种新形势下，苏南人再次审时度势，开始了大刀阔斧而又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从地方政府层面看，这两年苏南地区着力较多的工作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清理地方法规、深化产权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整顿和市场秩序、协调地区关系等等，进一步挖掘综合优势，营造投资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苏州昆山市城市管理部门大胆引进ISO质量管理体系，用规范的城市管理模式来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使城市管理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百姓生活。近日，昆山市顺利通过了德国RWTUV认证机构的质量体系认证，率先成为我国的国际标准化管理城市。

　　目前，苏南地区的上述努力已初见成效。例如，近一两年来，苏州的外资引进格外引人注目。去年已超过天津，直追上海。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近1/12。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近100家落户苏南。区区一个昆山，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12%以上，近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的总和。去年下半年以来，以电子产业为主的台资更是如潮水般涌入昆山，以致从苏州到上海沿沪宁高速公路，大有成为中国“硅谷”之势。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以电子产业为主业的台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迁移过来的。迁移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东莞方面综合优势相对于昆山已处下风。昆山不过是新苏南的一个缩影，它预示着苏南地区世界制造业中心一部分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而除外资的涌入和和制造业崛起外，苏南地区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和农村繁荣状况也是有目共睹。总之，一个市场化的“新新苏南模式”呼之欲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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