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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正在成为
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
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为0.39，2003年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我们渴望通过城市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但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快速开发，带来的却是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和推诿就业安置。失地农民不仅没有现代化，反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潜伏下更大的社会危机。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
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
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
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
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国际不公平。众所周知，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还假设被开采并转化成商品前的资源无价。结论是，凡经济增长都要通过高消费拉动，凡资源环境的稀缺都可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凡世上最理想的社会都可以将资源“按需分配”。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建立在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占用了全球资源。二战后，他们引发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他们凭借足够的经济技术手段，在工业化行将完成的时候治理了污染，并初步构建了国家内部的社会补偿机制。他们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自己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是霸权政治与强权经济的世界。发达国家更是透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衍生出来的法律、条约、协议，控制了全球化市场。占九成人口的贫弱国家，在无知和无奈中变成了被富国操纵的市场和廉价劳力原料的供应地。因此，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12亿人营养不良、体重不足；12亿人营养过剩、体重超标。10亿最穷的人所患的疾病是疟疾和结核，
10亿最富的人更多地死于肥胖和缺乏运动。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畜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与吃饭，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灭绝一种动物，现在每年灭绝生物四万种。
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去治理污染。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力优势，使GDP得以骤增，一时引起世界瞩目，但马上就因为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制约而不能持续。更令人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沿袭了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带来了内部社会更大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又无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廉价地占有世界资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造成了城市膨胀，农村人口依然过剩，规模化经营没能实现，政府的财力难以对农业巨额补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发展中国家除个别因为其特殊战略原因外，基本上都很难解决城乡与阶层差别问题。
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不足世界人口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为弥合差距，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GDP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之后，资金援助反而由占GDP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
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阶层不公平，乃至世界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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