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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专业班的全体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参与了一场接待来访领导的陪舞任务。那些领导半搂半抱着她们，一边跳舞一边还和她们讲着一些什么身材好、皮肤好之类的话，有些人还追问她们的手机号码，有的则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南京师大音乐学院女生停课陪舞事件”前天经《新周报》报道后，社会一片哗然：大学岂能如此！
如果是哪个部门哪家企业为了接待领导，从员工中挑几个长得标致一点的女士去陪
领导吃饭、跳舞、唱歌什么的，甚至本单位没有到其他单位借，公众是不会惊诧的。似乎如此这般已然成为一种“潜规则”，见怪不怪，社会有种心照不宣的暧昧默契，不这样反而会成为新闻——可当大学发生了这种事情的时候，人们接受不了了，惊讶了，愤怒了。
这种“差别对待”表明了公众和舆论对大学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角色期待：知识即美德，站在知识和思想的制高点上，大学在道德操守和精神品质上得高社会一筹——有着大学独立精神的牵引，这样的社会道德才不至于滑坡到无以挽救的地步。所以有些事情社会干得，大学干不得。这不仅是外界对大学的角色期待，也是许多大学生对大学的自我角色感知，从这起事件中女生们的反抗和校园BBS的声援可以看出他们在这方面“高贵不可侵犯”的集体认同。
那么就事论事，在“停课陪舞”这件事上，公众舆论和大学生们的哪根神经被触动了呢？那就是“大学不是官场的婢女”！而“强行组织女生陪来访领导跳舞”则把大学推到了一个“官场婢女”的尴尬地位：只有婢女才能够被如此召唤，只有婢女才会有这种媚态。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定位注定了大学是高贵的，大学是应该有一种独立自由精神的，这种精神要求大学能够在世俗权力面前保持独立清醒的价值判断，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不当官场的婢女，与金钱、政府等世俗力量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西方的很多名校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哈佛大学，1986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时曾有罗斯福总统出席，哈佛大学打算援旧例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出席并演讲。里根接到邀请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校董事会广泛征求全校师生意见的结果是，里根被拒绝了。
还有牛津大学，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好不容易有个学生的成绩达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当地政府相当重视，可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行，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事情从当地议会闹到中央议会、教育大臣、副首相，都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最后闹到布莱尔那里，牛津大学还是没松口。很没面子的首相发牢骚道：牛津真是太古板了。牛津大学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
可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是很有问题的，“强行组织女生停课陪舞”一事把问题通俗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瞧，不就来了几个领导嘛，就表现出如此的媚态，强行停课让女生去陪舞，如此这般，大学的尊严何存，独立精神何在？斯文扫尽啊。其实，“领导来了停课陪舞”只是“大学成为官场婢女”的符号性事件，类似现象早就很普遍了，公众对“大学俯首于世俗权力”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了。
又要回到那个老话题了：我们的大学能不能跟外国的大学比，人家的大学有着独立于行政权力的体制，而我们实行的是行政主导的高校管理评估制度——这狮子跟老虎怎么学呢？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当婢女，校长的“官帽”就可能保不住，哪儿有“拒绝提供女生陪舞”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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