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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0月25日刊文《保护圆明园遗址可采用双重做法》指出，圆明园的重建可在复建和保留之间搞平衡。这个方案的提出，值得欣慰，但笔者走访圆明园时的所见所闻，却对它的重建项目产生不少担忧。
圆明园在人们心中的主要意象，由大水法残存拱门和远瀛观的石柱组成。不过，当笔者竟发现在“国耻门”、“国耻柱”上罗列着“某某到此一游”等石刻参观日志。这让我
十分意外，进而感到深刻的耻辱。笔者想问：圆明园这样一个具有民族反思形象的立体文物，到底使多少国内游人产生了真切的痛感？
大水法的石刻之痛只是圆明园现实尴尬境遇的、富有冲击力的缩影，我注意到，不光标志性的大水法、大石贝壳等具有很高民族反思价值的遗迹被游人爬上爬下快乐地拍照留念，圆明园景区在定位上也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已有景点，特别是西洋园林遗址区的深度保护性开发。作为圆明园历史价值最高的区域，虽然西洋园林遗址区是被单独辟成爱国教育意义浓厚的景点的，但近年来的治理效果，只能体现在镌刻有盛时图景的石碑上；而应该重点建设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却是空间狭小、设备落后，与之相关的软件建设也明显滞后。可以认为，除却其他原因，大水法遭石刻涂鸦有圆明园重建定位不科学的因素在内，即没有必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建设。我注意到，一些旅行社组织开发的线路，也多集中在近年来恢复的景点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定位失败。
区别于颐和园的历史美学性定位，圆明园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定位与其历史和现实都基本契合。应该看到，即使是“残破”的圆明园，每年都同颐和园一样吸引着大量外国游客，而他们来圆明园显然是参观它的历史形态的。从这个角度说，圆明园首先是一个遗址，是它的历史价值，而不是不断恢复开发的昔日盛景。这样，即使重建一些必要的景观，也要注意不能在重建的大旗下，遗忘它最根本的历史内涵。
□高勇(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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