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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半荻觉得他问伦敦人就等于同时在问观看片子的中国人，会让大家对于战争、恐怖主义、媒体、幸福等等有所反思———至少艺术家本人这样认为
2003年的时候，总是和熊猫咪演出的艺术家赵半荻在英国临时充当主持人，走访伦敦的流浪汉、芭蕾舞演员、消防队员、同性恋者各种严肃或有趣的问题，比如：“怎么看伊拉克战争？”、“担心恐怖主义吗？”、“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还有梦想吗？”，他们
的回答则勾画了年时的伦敦众生态。到了2004年，赵半荻把他的经历剪辑成另类访谈片《熊猫咪问伦敦》，他试图让这个片子出现在国内的各种媒体上(本报也正在连载《熊猫咪问伦敦》的图象日志)，因为他觉得他问伦敦人就等于同时在问观看片子的中国人，会让大家对于战争、恐怖主义、媒体、幸福等等有所反思———至少艺术家本人这样认为。
问题是这和艺术有关系吗？或许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活动中赵半荻把自己当做一个媒体，“水均益不会去问伦敦平民怎么看伊拉克战争，那么我去了”，这是不同的态度，传达主流媒体可能会忽略的社会信息，这个电视片的出现，以及中国媒体、公众的各种反应都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状态。
可是这和艺术有关系吗？对，这就是所谓当代艺术，《熊猫咪问伦敦》已经上了赵半荻的画册，他认可的复制剧照以后可以卖出不错的价钱。而收藏家的收藏会让这个剧照保存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见证更为复杂的社会信息。既然如此，艺术家和记录员又有什么差别呢？也许是艺术家记录的方式更有创造性，让人们有兴趣注意到这种不同。
艺术到底可以做什么呢？
艺术史教授们一定会给出许多有力的证据，比如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卖了1.05亿美元！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艺术了，社会和文化都在剧烈的变化，艺术也在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革新，当代的实验艺术家的创作似乎让多数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不是端庄地拿着画笔写生，而是在纽约地铁里涂鸦，把本。拉登的房子复制到伦敦的美术馆，有人还用身体的损伤做行为艺术，这让人心理不太舒服：难道当代社会已经残酷到让艺术家变得如此残忍吗？
幸好，赵半荻的作品并不是那样残酷。
□本报评论员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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