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中国足球改革不过是句漂亮话

　　谁都说要改革，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场改革到底应由谁来主导，可想而知，这样的改革还不过是一句漂亮话

　　文/高昱

　　进入10月份以来，中国足球彻底乱了套了。首先是10月2日中超联赛第14轮京沈之战北 京国安不满裁判集体罢赛，然后十一长假回来国足10月14日凌晨败走科威特，世界杯外围赛连小组出线都希望渺茫，当天晚上，中国足协宣布了对北京国安史无前例的处罚。随即，在大连实德老板徐明的漏夜助阵下，国安强力反弹，指中国足协绕开中超委员会，处罚非法，并以威胁退出公开向中国足协叫板。

　　中国足球真的要在这一天死去吗？还是在烈火中涅磐重生？

　　这之后，形势变的错综复杂，向两个极端同时展开。

　　一面是作为中国足球基础的联赛完全失控和中国足球的众叛亲离。虽然10月16日第15轮中超联赛终于如期举行，但麻烦只多不少，沪上德比变群殴，金哨陆俊遭上海国际老总拳击，排名中超榜首的深圳健力宝球员因俱乐部拖欠工资罢练；10月20日第16轮，沈鲁战金德老板追骂裁判，川辽战疑似假球，健力宝俱乐部宣布零转让退出中国足坛；10月24日的第17轮，京津战边裁被球迷飞瓶砸伤，血流满面；连沈战比赛中断35分钟后“突然死亡”，上海国际也几乎罢赛。中国足球在经历了数十年大大小小令人麻木的兵败后，在假球、黑哨、赌球、罢赛罢练的致命打击下，似乎真要轰然崩溃了。而为之感伤的，也似乎只有被认为靠着它拿钱不干人事的足协官员和球员，球迷早已冷冷地站在一边看笑话了。

　　另一面，经过与中国足协的反复拉锯后，10月22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中远、深圳健力宝、辽宁中誉、青岛颐中和四川冠城7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召开联席会议，发表了包括《关于实施中国职业足球超级联赛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草案)》、《中超足球俱乐部投资人重建联赛公信力的自律公约》、《关于中国足协向各足球俱乐部公布历年职业足球联赛财务状况的提案》等6份文件，以及两封分别致国家体育总局、广大球迷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在向职业足球投入巨资而不见回报之后，投资人们终于开始向行政权力要权利，要联赛所有权、联赛管理权、联赛经营权和联赛监督权。

　　10月26日的中国足协执委与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联席会，证明一切的悬念不过是故事所需要的铺垫。作为一个市场。职业足球必须遵循市场规则，而市场规则，一是趋利，二是法治。如果一个市场只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尤其是在这个市场中花钱的投资人和买单的消费者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市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如果一个市场只由一小部分管理者所垄断，从中获得寻租乃至设租的机会，整个市场系统中，腐败横行并且人人都是腐败的始作蛹者，不公平竞争、投机与非生产性寻利成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潜规则，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而制度经济学早已证明，这样的“伪市场”，这样的“坏的市场经济”，大多是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或者权贵私有化带来的恶果。

　　中国的此次职业足球危机，说到底不是一个是否要以及如何惩罚罢赛的俱乐部、枉法的裁判、赌球的球员或者不作为的足协的问题，而是要重新确定谁是这个市场的主体，再由主体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将自己的哪些权利，通过什么形式，让渡给一个什么样的管理机构。

　　一些体育媒体的论者把职业足球投资者的集体行动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并因为对这些“革命者”的人格提出质疑而对行动持批评态度，认为那不过是一次肮脏的争权夺利。显然，中国传统礼教和贤人清官治国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依旧顽固，以至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记者都并不懂得市场与法治的常识，这也未尝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远未市场化的一个例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楚地论述过，每个理性的“经济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但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的自利心反而能促进社会福祉。这是市场经济中伟大的“自发秩序”，每个市场参与一方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或者是好人，也或者是恶人，但如果想从市场中获得长远而稳定的利益，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规则建立的积极参与者，并成为规则执行的最好监督人。

　　当然，如果这个市场中有一个“超人”，则就另当别论了。什么是市场的超人，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一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超人，既参与游戏，又可以自己掌控规则，别人根本没法玩，中国的诸多行政性市场垄断都属此类；另一种是“自我授权、反客为主”的超人，本来只是个管家，非要当皇帝，本来被聘来当经理，非想翻身做主人。在中国，后一种超人为数更多，概因中国长期实行专制或计划经济，人们多“权力意识”而少“权利意识”，掌权者忘记或故意忘记了自己的权力从何而来，相反却把每个权利所有者为了维护市场自由规则而让渡出来的那部分权利，当作了惟我独尊的权柄，多出了这样一个领导权威，市场自然因此而被破坏。

　　在10月25日中国足协为获得地方体育局支持而召开的副主席会议上，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说的好：“职业联赛是市场行为，一切应以俱乐部的意愿为主，体育局不便过多参与其中。”但可惜，中国足球协会只记得自己有一块叫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牌子，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协会，一个“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即使在10月26日联席会召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也只谈及要倾听俱乐部投资人的呼声和建议，反而再次强调了中国足球协会的所谓行政权力的领导权威。他依然没有弄清楚，如果中国职业足球是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到底谁是主人，到底谁说了算。

　　谁都说要改革，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场改革到底应由谁来主导，可想而知，这样的改革还不过是一句漂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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