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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0月23日报道，日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地方条例的调研、起草工作委托给了有关学术研究机构。这一举措有力推动了立法科学性、民主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但笔者认为，在本次委托立法中把行政机关完全排除在外，可能会使委托立法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战”后，各国民众普遍要求国家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行政机关
作为“执行者”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权力进一步扩张，体现在立法中就是委托行政立法数量大幅上升。在英国，委托行政立法占到了立法总量的80%以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议会至上”的宪政原则。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形不可避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逐步凸现，行政机关出现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规化”的不正常现象，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步提上了日程，而立法中仍然一味强调效率优先，强化委托行政立法就无法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委托立法是双刃剑，如果反过来忽视行政机关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将同样会产生不小的危害。
一方面，如果行政机关的意见在立法起草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势必导致社会主体起草的法律草案重视“公平”忽视“效率”，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充分发挥，使全社会出现“不利益”的无奈局面，进而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另一方面，委托立法的初衷是实现立法科学性、民主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但其前提是委托的立法成果即草案能获得大多数法律主体的赞同，在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前提下尽快获得通过和有效执行。如果委托立法的过程中人为排除了有关法律主体的参与，最终结果将是草案无法得到通过或通过有相当大的难度，在法案的审议过程中只得再次进行利益的博弈，无形之中就增加了立法的成本，委托立法的初衷也没有得到最终实现。即使委托立法的草案获得通过，由于起草过程中没有充分听取其他法律主体的意见，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立法目的。
立法的过程是利益的博弈、权衡和协商的过程，只有各方进行充分博弈、有效权衡和充分协商，立法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在委托立法中，立法机关既要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要充分考虑行政机关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
只有把两方面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切实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执法效果。
□胡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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