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急需提高驾驭市场能力避免转型陷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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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6日 15:53 中国经济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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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怎样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如何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近日在重庆举办的“经济安全：预警与风险化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110余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风险，建设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及预警机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并从国企改革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角度对经济、金融风险的预警、处理进行了诠释。
该研讨会是国家行政学院承担的世界银行研究项目——“中国国家高级公务员市场经济课程培训开发与研究”的一次重要研究活动。本报选择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龙昊 自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国，因自然封闭状态而成为亚洲地区惟一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目前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是，让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张孝德博士的担忧是，中国经济所拥有的高速增长，仍属于重复日本和东南亚式的导入型增长。中国的成功使得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和着手解决存在于经济社会中隐性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 张孝德深入分析了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他将世界经济的增长分为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导入型增长模式，认为两者的区别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内生于西方社会中，是在社会变迁中创造出来的，创造主体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外的市场经济是从外部导入的，导入的主体是政府，或者是政府容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整体上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大于民间自由选择力的制度体系和文化环境。 张孝德认为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和资本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最经济的选择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捷径。到目前为止，再生市场经济国家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引入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经验有很多，但能够成功地实现从增长模式转型的尚没有。 张孝德认为日本和东南亚的经验教训可以表明。 人们往往把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在张孝德看来不那么简单。他说，198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深层原因，应当是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 张孝德认为，由于经过二战之后出现的以家用电器、汽车为主导产品的制造业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发展到巅峰。世界经济如果再往前发展，则面临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政变战略，将投资方向引向房地产的同时，与之对照，美国的投资则开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正是这样不同方向的选择导致了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大相径庭的发展。当日本在198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长期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时，美国经济则在踏上新经济的快车道后，进入长达110个月经济增长期。 为什么日本会作出错误决策?张孝德说，在一个从社会文化导向、企业制度、人力资源类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为二次创新服务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缺乏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中，不仅政府不会主张将二战以来在传统制造业中获得的剩余，投向充满风险的高科技领域，即使政府这样决策了，社会和企业也很难作出同样的反映。 对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张孝德认为是对资本引入依赖的陷阱。东南亚“四小龙”在过去40多年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显示，生产要素投入劳动力及资本的不断增长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技术进步对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小。 由此，张孝德得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示和借鉴的结论：再生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引进外资和技术，完成财富和生产力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如果等到引进的增长效应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下，才开始启动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那么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模式转型衔接的断层。这个断层就是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 张孝德指出，中国要避免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实现导入增长模式向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首先在认识上有一个对如何看待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 进入2l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深度的加强，外资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不过，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限：从大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的经验看，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无论最大化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出现在溢出效应中获得构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中国如果期望依靠技术的溢出能获得内生增长的所需要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我们利用外资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实现财富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GDP的快速增长，甚至可以快速提升一国的经济实力，但我们无法依赖外资获得一国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因为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的总规模，而一国的竞争力来自科学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生产率。二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我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技术转让，但我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得创造这种技术的原创的能力、原创的组织和制度。三是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在一定限度改善和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但我们不能依赖外资获得关系国家安全技术和国家级竞争力的技术。 不过，张孝德表示，目前是中国开始考虑嵌入内生战略的最佳时期。他的理由是：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开始形成了满足生存需要后剩余，为嵌入内生增长模式具备了物质基础。张孝德说，作为导入增长国家，嵌入内生增长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形成支撑内生增长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要有满足温饱需求的社会剩余。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具备了嵌入内生增长模式的物质前提。中国在消费、投资、储蓄以及进出口的总量上都位于世界前7位。目前，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3951.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4位。张孝德强调，目前形成的财富积累既可以成为中国走向更加内涵的发展的阶梯，也可以使我们在显富的张扬中陷入发展的困境，中国一定要把握好财富积累所提供的阶梯功能。 二是处在升级中具有弹性的中国产业结构是嵌入内生增长产业的最佳时期。张孝德说，目前中国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产业发展时期。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中国正在进入重化工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洗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外资的资源来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由不能将洗牌的权利交给引资来进行。在目前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我们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必须为中国内生增长力提升和发展留下空间。在目前产业大洗牌中，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导控洗牌的进程，既要保留市场经济的博弈空间，又要保证终局的获胜。这是对中国政府与企业的最大的挑战。 三是目前是中国导入新的引资战略、避免陷入引进陷阱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正处在由优惠引资向选择引资转变的时期，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优惠引资的方向走下去，我们将会从利用外资变成陷入依靠引资的陷阱中。张孝德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入世之后，中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极大改进的前提下，特别是目前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还表现出许多投资优势的前提下，中国如果继续进行优惠引资，那么不是弥补了外国投资的风险，而是在加剧中国经济本身的风险。令人担忧是，目前在全国各地存在的招商引资的高潮，已经出现引资依赖的苗头。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个趋势加以控制，中国有可能陷入引进陷阱的风险。 张孝德还认为，处在可塑性的市场体制发育的时期，是导入内生增长机制的有利时机，并且，目前中国不仅具有发展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具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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