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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柠
过往时代，免不了会有“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议论，怎么办呢？于是出现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家，还有修修补补的改良家和改革家。秦始皇和孙中山等人都是革命家。至于改良家和改革家就多了，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比革命家还要繁忙得多。文人则分为两类，一类帮闲，一类帮忙。与帮闲文人相比，帮忙文人还算是有点“替
君分忧”的责任心。他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主要是清议和进谏。他们的手段一般是将“现在不好”这个问题转换为另一个问题--时间上的“过去很好”，或者空间上的“别人很好”，借此来帮革命家和改良家的忙。
古代文人的立论依据是“过去很好”，“现在不好”，最好的时代就是尧舜禹的上古之时。他们帮助君主加强道德和礼仪的控制，试图将人心引向所谓的“淳朴”、“清心寡欲”的远古时代，也就是让人们自己将自己阉割，省心又省力，从而达到简化统治者管理程序的目的。用“过去”蒙骗中国人，整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我们发现“别人很好”。“五四”时期文人的主要立论依据就是说“别人很好”，我们得向别人学习。学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今天好像开始有一点“别人”的意思时，帮忙文人又发现了新问题，不是“别人很好”，而是“别人不一定好”，甚至很坏，还是咱们自己好，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过去很好”上面了。与此相关，帮忙文人开出了大量的药方：读经、复礼、立牌坊、规范道德秩序等等，就差没裹脚。
空间上比较得出了“别人很好”的结论，不一定全对，但它改变了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这是“五四运动”的功绩。时间上的“过去很好”(中国式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比较、判别的假定，全凭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絮叨，结果永远是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兜圈子。
今天，帮忙文人又在急促地呼吁重建“中国精神”，当然不仅仅是建立在“过去很好”这样一个老的、简单的假定之上，而是配上了一系列有现代感的新假定。他们首先假定，传统权力形态已经萎缩，公共空间已经扩大，因此公众必须要有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能力，所以要“读经”，要有道德意识，最好有一种信仰。其次是假定，商业或市场精神是罪魁祸首，是道德滑坡的根源，因此要培养反市场的道德和人文精神。第三是假定，文人能够起到示范作用，不但要帮忙，还要身体力行地实践。
帮忙文人绞尽了脑汁，想得也很周全。他们居高临下，试图将自己的假定作为国家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然这么周全，既然所有的人都自我阉割了，那还要国家管理干什么？国家主张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既包含了个体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也包含了个体超出生存需求的欲望。两者的界限尽管不好一刀切，但也不能为了管理的简便而搞道德上的一刀切。管理者的能耐不是体现在个人道德自律的基础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欲望得到充分张扬的基础上。对于后者来说，管理者的难度增加了，程序复杂了，责任加大了。这是现代管理者的指责。
帮忙文人整天忙于精神重建、道德自律，似乎要让大家都变成白痴，让管理者变成护士(让吃药就吃药，让睡觉就睡觉，让上操就上操)，而根本没有提到法治精神、法治建设和管理者的责任。这种典型的帮忙文人的思维，是传统社会的臣子思维的当代遗毒，看不到一点当代知识分子思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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