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圆明园遗址可采用双重做法

　　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0月18日圆明园罹难144周年这一天，有部分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随后，这种观点引发了一场争论。

　　双重意义决定保护的双重做法

　　其实，怎样对待圆明园的遗址，已经争论了几十年。

　　大致说来，一方主张保存它被毁后的现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证，以警惕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另一方则主张恢复它的原状，作为我国高度发达的文明的表证，激励我们充满信心地建设新的文化。双方争持不下，难以得到共同的结论。

　　这样的争论全世界都有，包括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走在前头的欧洲各国，因为它们经历过两次大战的摧残。在那里，争论同样没有结果。这样一般化的争论是不可能得到一致意见的，因为矛盾存在于客观的实际上，即遗址废墟本身具有两重互相矛盾的性质和价值。

　　那么究竟怎么办呢？办法是：既然圆明园遗址具有双重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妨采用双重做法，即复建一部分景点，保留一部分废墟，在二者之间搞平衡。但指导思想是统一的，即：以复建部分显示我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以它的辉煌映照出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思。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部分复建的意义和方法。因为复建决不能违反保护文物建筑或遗址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那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能违反《文物保护法》。保护文物建筑或遗址，首先要保护它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这信息的真实性。

　　在圆明园这个具体项目里，我们讨论的是废墟，是遗址。这个废墟失去了原建筑的大部分信息，但废墟又获得了它特有的历史信息，这便是关于清代朝廷的腐败和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信息。那么，表面上看好像问题依旧是老样子，但其实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再现原有的圆明园，文物建筑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了，然而我们能不能比较真实地、比较可靠地再现一部分历史文化信息呢？这应该是可能的。清代的建筑已经高度程式化了，尤其是官式建筑，还有《工程做法》一类的书可以参考，关于圆明园本身，则有早期的《四十景图》和“样式雷”烫样，资料相当清晰完整。如果我们沉下心来，力戒浮躁，十分精心，十分细致，不盲目追求进度，不规定期限，修复几个景点可以很接近原物，从而使人们多少能对我们民族光辉的文明成就有些了解。当然，复制品的价值远远不能和原物相比，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所以，复制的景点，在认识上，必须把它们当做在原址上制作的足尺模型。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都有一些模型陈列着，不能说它们对我们的认识毫无意义。

　　复制品应“天衣有缝”，不可乱真

　　这套模型的制作，首先应该严格遵循文物建筑和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复制品无论如何不能干扰甚至破坏发掘出来的原存基址遗迹。《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说：“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它的着眼点就是要保护好真正的历史原物，那是比复制的整个足尺模型都更有历史价值的。因此，复制品要有一些特殊的设计要求。即，第一，应该是可逆的，有朝一日拆除复制品的时候不致破坏原来真正基址的遗存；第二，应该具有历史的可读性，即在参观复制品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可以看到原来真正的基址。为满足这些要求，建议把复制品的地面架空，下面装灯，室内地面局部用玻璃砖，并且把室内地面做得可以分块掀开。中国古建筑都有一个比较高的台基，而圆明园古建筑的原基址遗存又比较低平，则这样的架空式复制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并不需要很高，不致明显变形。而且，这种架空的做法又满足了第三项要求，即可识别性，也就是，认真去看，则复制品看得出来就是复制品，而不刻意追求“天衣无缝”。对文物保护来说，凡修缮、剔补、构件更换、复制，要的是“天衣有缝”，要的是不可乱真。这才是国际上通行的准则。

　　当然不是很难看的缝，而是很巧妙而又很明白的“缝”。

　　其次，就是绝不可给全部景点做复制品，要既复制一部分又要保留相当多完全现状的残毁遗址。也就是说，不可以让清廷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罪行的实物见证完全消失，而要它们以足够的数量和足够的强度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紧的是，复制哪些景点，保留哪些残迹，都得仔细下工夫斟酌。

　　要从圆明园的整体着眼，从遗址的状况着眼，既考虑原来的艺术成就，也考虑保护的技术可行性，但不要过多考虑能用来赚多少钱。而且，复制部分和残址部分的对比，不但要存在于圆明园的整体之中，还要存在于景点之中，即复制的景点里也要部分地保存着残址。例如，一座四合院，只复制三面，留下一侧厢房的残迹，不要复制。

　　这样，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就会更强烈，更具有戏剧性，当然不是“戏说”的戏剧性，而是悲剧的戏剧性。

　　复建建筑是科学精神的教科书

　　被毁建筑甚至整个历史街区的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这些遭战争破坏最惨重的国家里很普遍，成为主流。因为如果不重建，这些国家就几乎没有完整的文物建筑了。不过，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文物建筑大多已经做过详细的测绘档案，所以复建水平很高。对一些没有测绘档案的建筑或者建筑的局部，复建前都做了惊人的过细研究。

　　例如德累斯顿歌剧院、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修道院、卢昂的哥特式主教堂等。德累斯顿歌剧院的复建前研究工作做了12年之久，施工花了9年。施工期如此之长是因为同时仍在不断研究。事后，在歌剧院旁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来陈列全部复建研究的资料。其中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战前小学生画的写生。连指甲大小的一片片墙上灰皮都从瓦砾堆里收集起来，以弄清一个个厅堂内墙面的颜色。彼得保罗修道院也有一个大厅陈列这类资料，包括一块又一块砖缝中的干灰浆，旁边放着对它们做的化学分析报告。卢昂主教堂里，墙上和柱子上挂着些镜框，里面有照片也有图，详细标明墙上、柱子上，哪一块石头是旧有的，哪一块石头是后补的，一丝不苟，认真之极。所以，复建的建筑，是一部复建工程的历史书，是一部科学精神的教科书，它又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如果我们只是不动脑筋地照原样重建圆明园的景点建筑，那又将是一种耻辱，一种对历史、对文化、对科学茫然无所感知的耻辱。但愿不致如此。

　　□陈志华(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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