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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新京报》报道，10月22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
该草案在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监管范围和处罚力度；另一方面，是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的程序特别是缩小了
对行政拘留处罚的自由裁量幅度。
鉴于治安处罚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财产等诸多最基本权利，鉴于该法对普通公民的影响深度、广度及与公民关系的密切程度为其他法律无法比拟，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内容到形式对该草案进行深入的审视。
从具体的规定看，一些行为是否列为应受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值得商榷。
如草案第五十八条将“扰乱社会治安、侵犯人身权利的流浪乞讨行为”列为应受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一切扰乱社会治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都应予以制止，并视情节予以相应的惩处。
流浪乞讨者若有此类行为，当然也应受到制止和相应惩处。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从小处说是不必要的；从大处说，是反映了对乞讨群体的歧视，这与我们社会所追求的平等、宽容价值是相悖的。
从执法权限上看，该草案在加强治安管理处罚力度的同时，也扩大了公安机关的权限。尽管与此同时草案也进一步完善了治安处罚的程序，并限制了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从总体上看，与公安机关扩张的权力相比，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仍然相对不足。
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扩张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和防止行政权力给公民权利造成损害，加强行政程序的制约是一种有效的途径。草案将一些重要程序的制定权授予权力的行使者公安机关(草案第一百一十条)，这是与制定行政程序的根本目的有一定冲突的。
总之，法律将行政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这种权力若不加以有效制约，却可能造成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损害。
治安管理处罚立法在扩大公安机关权力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对此权力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与救济。对此，我们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时能给予重视。
□蔡乐渭(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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