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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昊
近6年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林跃勤博士认为，这些效益的获得是以尚未“清盘”的巨大代价为基础的，而且，作为一种短期的宏观调控手段，随着有违启动内需“临时性手段”
初衷的“超期服役”，积极财政政策的双刃剑效应也与日俱增，导致了国债资金膨胀、财政风险扩大。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债务累积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累计发行建设国债9100亿元，财政赤字率有1997年的0.78%提高到2002年的2.99%，并没有超过国际公认的《马斯特里霍特条约》规定的3%的警戒标准，但林跃勤认为，中国债务率仅指中央债务率，而没有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虽然《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但实际上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显性和隐性债务已经超过13000多亿元。可见，未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的财政债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债务。此外，外债也没有包括在财政赤字之内。所以，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和外债，财政赤字率会远远超过3%这一警戒线。林跃勤还认为，为配合国债项目而发放的大量银行贷款实际上有相当大的部分将会成为不良资产和坏账损失、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等均须最终由财政埋单“剥离”，也是不可忽视的财政债务。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国债规模，会对财政造成较人的压力和风险，使财政负担与财政支付能力失衡。当财政负担积累到超越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时，就有可能演变成财政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效率损失风险。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过程中存在大量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根据对甘肃、山东和江苏等地的国债项目调查发现，一些国债项目因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仅江苏四个省辖市的交通、水利国债项目就有3.1亿元国债资金就这样闲置着。据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边际产出率从“六五”时期的1.8上升到“九五”、“十五”的4.49和4.99，林跃勤指出，这与国债项目增多及其配套资金扩大、失误多、浪费严重和低效率有着直接联系。
结构失衡风险。林跃勤说，持续多年的国债投资在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局部过热、经济结构失衡情况的发生。过去几年国债资金过多参与到经营性和市场竞争性项目并引发大量配套项目投资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地方和企业傍“国债”项目不计其数，加剧了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部门结构失衡。特别是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3年26.7%提高到2004年第一季度的43%，个别部门投资增长率甚至达到或超过100%，如钢铁增长率96.3%、水泥增长率130%，其他如电解铝、煤炭、房地产和汽车等的投资增长率也居高不下。投资增长过快和原材料及交通、煤、电、油、运等方面的相对滞后和压力已经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通货膨胀风险。由国债投资及其配套贷款所引发的货币贷款增长过猛所形成的通胀压力增大。林跃勤说，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很大，国债项目的大量配套资金通常是由地方和企业向银行贷款来，极大地放大了银行信贷资金规模和不良贷款的累积，而配套资金的不足往往导致大量半拉子工程的形成。据测算，近几年，国债拉动的投资规模超过了25000亿元。因此，2004年初以来CPI指数的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剧，与国债规模急剧膨胀导致银行贷款扩大有着直接关联作用。
体制回归风险。林跃勤说，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经济的一种干预政策，这种干预可能因为缺乏充足的信息，造成决策失误，极大地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国家发改委直接参与安排国债资金和项目使政府直接控制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被空前放大。而国债建设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的财政投资项目及其配套项目占用了大量资金，使全社会投资这块蛋糕基本上被国有经济切去，而国有企业对国债资金使用的软约束是导致国债资金效率整体偏下的重要原因，这与建设市场经济的初衷是相悖的，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目标也是南辕北辙。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抑制微观经济活力的发挥，偏离市场化改革方向。
因此，林跃勤指出，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财政风险的不断积累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加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新设定要求积极财政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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