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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是如此不能讨人欢喜的一类人，譬如说，安德鲁.劳伦斯。
1999年，他竟然焚琴煮鹤般将一系列艺术的、经典的、似乎总与某种难以名状的精神与意志相关联的伟大建筑与经济危机挂上了钩。他认为，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离经济衰竭只有半步。
关于这一点，从大都会人寿到帝国大厦再到吉隆坡双塔，概不例外。而马克.桑顿，则紧随其后给出了证明，就在那份名为《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的报告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被一再演绎，伟大的哈耶克竟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结论的重要渊源。
但这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无知者无畏的现代大儒们正在试图以种种貌似神圣或理性的借口反对一切有望载入史册的大工程，而支撑这场运动的根本却是他们“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生存方式。
看破了这一点，就能轻易发现“以不相信论证不合理”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一件事。
事实上，真正的危险应该来自这样的可能：中国的改革不会因为无谓的反对而嘎然中止，但却极易由于不断取得的成就的支撑而产生持续改进的倦怠以及对于客观规律背后逻辑的不置可否。
仍然回到“第一高楼”问题上来。
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一支，其解释现实、指引未来的功效不应受其显而易见的缺陷影响而被全盘否认。
完全不同于从水晶球中观测世界的巫术，关于“摩天大楼指数”与经济危机间的“百年病态关联”，重要的是其背后合乎逻辑的运行机制—即商业繁荣时期的低利率造成长期资本品价格相对于短期资本品价格上涨，从而使更多资源被配置到远离最终消费的生产中，而一旦利率变动，则资本所有人承受重大损失并波及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从而导致金融与经济衰退—是否能被有效打破或避免，而非简单的对于单个偶像的祛除或树立这样的讨论。
关于这一点，就如第一高楼的矗立并不一定标志所在国或地区真正的长期竞争力的形成一样显而易见。
那么，我们能够打破上述规律吗？情况甚至可能比马克.桑顿所指的更糟糕。因为在中国，由于“独有的”资金价格非市场化以及决策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长官意志、政绩冲动，对于所谓长期资本的追逐将更易在短期内大起大落，而其后果亦往往更难意料。
不要再说什么“中国曾经成功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空话了，看看海口、北海的烂尾楼吧，毫无疑问，它们一样承载过标志繁荣、推动发展的光荣使命，但结果呢？
因此，让我们在开始谋划一切“大场面”前，首先记住另一位劳伦斯—劳伦斯.彼德在《彼得原理》一书中所提的诤言，“烂摊子的借口不外是要进步就非得如此；然而，烂摊子就是烂摊子，与进步与否根本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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