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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大焕
报载，新近出版的《广州年鉴》2004年刊，将孙志刚案写入其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孙志刚案，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立法进程，它直接导致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强制性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
其实，在2003年的历史上，有多少个人的命运和孙志案的命运一样，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它们牵动了整个国家的思考神经，让无数的国人为之深思、为之呐喊，甚至直接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广州年鉴前社长梅国璋先生说，所谓“以史为鉴”，是否写入“大事记”，要看该事件的影响程度，看该事件是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参考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志刚案写入《广州年鉴》甚至国家级年鉴，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以往的历史记录中，类似理所当然的事情未必能够真正被理所当然地对待。人们更多注重的是一种宏观上的宏大历史叙事，普通人的体温、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特殊作用，往往被完全淹没在宏大叙事的后面。这样一种“英雄史观”，不仅失去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也使普通人的苦难、历史发展进程的艰难都被一笔勾销。
普通人的命运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而且也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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