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教育启动消费

　　汤敏 左小蕾　

　　拙作“教育启动消费呼之欲出”在今年二月十九日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以来，引起了一些争论。“经济学消息报”三月二十六日刊登的钱小英文(下称钱文)及姜建强文(下称姜文)集中表达了对这一思路的不同观点。我们想再借贵报一角进一步阐述我们的一些看法，并回答钱文与姜文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高学历人才是过剩还是不足

　　对未来我国高学历人才是过剩还是不足的判断是教育能否启动消费的关键所在。钱文用九四至九六年间我国新增白领职工的数量推算，如果未来七.八年后每年大学毕业生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高学历劳动力市场会供大于求。

　　我们认为在钱文的推算中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推敲。首先是宏观环境的问题。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与宏观大环境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九六年正是我国经济处于大力度宏观调控的时期。用这一特殊时期的市场需求去预测未来会产生误导。

　　再者，钱文的需求推算也没有考虑到我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一直是吸收大学毕业生的主要渠道。过去几年里我国高学历人才市场的相对疲软跟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无关系。而未来四至八年正是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私有经济包括三资企业的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可能会从目前的以国有经济部门为主转变为私有经济部门为主。这些部门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不可低估。以人均GDP与我们接近，甚至低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为例，他们18至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为我们的二倍至五倍。也就是说，即使我国大学招生扩大一倍后也不过仅达到了现在印度的水平。如果连增长速度和人均GDP仅为我国一半的印度经济都可以支持这一比例的大学生，应该相信再经过七，八年改革与发展后的我国经济至少也能容纳这一比例的大学生。

　　同样重要的是，当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将不得不面临着国外企业更激烈的竞争。国际市场也会对我国产品进一步开放。很多研究都表明，国际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竞争，特别是高等人才的竞争。靠廉价劳动力粗放型经济是不能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造成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泰国，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足，以至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很快地失去了优势。我国香港在当前的转型过程也痛感高等人才的不足。而这正是由于港英当局当年短视的高等教育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因此，我们应该从发展的眼光，从国际竞争的高度来重新考虑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否则就有可能会犯战略上的错误。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同意姜文的观点，即部分大学生找工作有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大学的专业配置不符合社会需求。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是因这一问题的出现就不扩大招生。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把大学入校的规模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上就能解决得了的。只有教育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不对口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口号已经提了多年，为什么至今成效不大呢？这可能与财政拨款为主的大学的融资制度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提出的配合助学贷款的全额学费方案应该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当学生有还款的压力时，他们在选专业，选课时就会更认真地考虑毕业后的出路。也只有当教学的好坏，专业的设置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招生和收入甚至生存的时候，学校才会把精力和资源放到提高教学质量上。专业的设置也才有可能真正地面向市场。

　　二.教育投资是“挤出”还是“拉入”消费

　　钱文与姜文中均谈到当人们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时，可能会减少对其它商品的消费。因此增加教育投资的后果可能使其它消费更加不振，即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消费的替代性问题或说所谓的“挤出”效应，并不是教育所特有的。只要收入是有限的，多消费一种产品就可能会部分减少对其它产品的消费。在宏观分析中，这一因素已经被考虑进乘数效应中去了。不然的话，乘数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些。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中的核心部分是利用大规模的助学贷款机制来帮助学生自费上学。对使用了助学贷款的这部分学生来说，他们是用了社会其他人的储蓄来支持他们的现期消费，以他们的未来收入来偿还贷款。如不扩大招生，这部分消费是实现不了的。换句话说，这部分消费是纯“拉入”的。同理，对那些较富裕的家庭来说，这笔钱不交学费也会存在银行里。因而，这也是笔“拉入”的消费。(从众多的交高额学费送子女上高中，甚至到国外上高中的现象来看，这样的家庭至少在城市里不在少数。)

　　不可否认有部分家庭会把原来准备买电视机或买汽车的钱转为交学费。这似乎是“挤出”了别的消费。然而应该看到，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只要他们是自愿地做出这一决定，就说明他们认为上大学比买电视机，小汽车更为重要。说明这一转变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效用。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转变也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不能因为电视机，小汽车卖不出去，就人为地压低大学招生，剥夺别人上大学的权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孩子上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不少的社会调查指出，老百姓之所以现在不肯花钱消费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看好。然而人们都知道花在教育上的钱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它能使子女大学毕业后有较高的收入。“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精辟地总结出了教育的投资性这一特点。因此我们认为，钱文从我国汽车和住房业没能刺激消费来推断教育启动消费也难有成效，正是混淆了教育投资与其它消费的不同特点。

　　三.关于几个数字的问题

　　钱文对我们所得出的几个数据提出不少疑问。我们的回答是，首先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假设得出不同的数字不足为奇。我们文中强调的是扩大高校招生对刺激经济的作用。具体的增加规模是我们所说的0.5个百分点的GDP还是钱文中的0.3个百分点，是我们所说的1000亿还是钱文中的600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都是一笔大数字，都说明了扩大高校规模对经济的重大贡献。

　　具体来说，我们是用投资乘数来匡算大学扩大招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粗略地说一国的投资乘数应为边际储蓄率的倒数。以我国近年来的储蓄率0.4推算，故240亿的大学教育投资增量加上由此引发的扩大高中的150亿投资增量(以每增加一个大学生需增加三个高中生，而每个高中生年投资为2500元计算)则可带动975亿左右的GDP增量。应该指出，投资乘数的完全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假设在第一年中只能实现三分之一左右，即半个百分点的GDP。(约330-370亿)当然这些数据都只是些粗略的估计。要精确计算还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

　　钱文强调了一个观点即教育规模不适合用来调节经济波动。我们必须说明，教育规模用来调节经济波动并不是我们文章中的观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扩大高校招生能启动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就同意经济过热时国家就应该收缩对教育投资。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往往可能成为谬误。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不应该是权宜之计，也不应该局限于扩大一倍的规模。要从中华民族能否在二十一世纪知识化，全球化的新环境中崛起的角度与高度重新认识与设计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当务之急为迅速组织一个高层次的专家班子来研究高校扩大招生所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对高学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预测，老百姓对全额学费的承受力，助学贷款系统的设计以及高校面向市场的改革措施等等。

　　原刊于《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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