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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继续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明天将对新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实施办法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征求社会意见、委员认真审议等程序之后，将有可能获得通过。但是办法通过并不代表问题完全得到解决。人们的疑问是：通过之后，办法能不能顺利实施？
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一个“路障”———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至今仍然在挡着前进的路。
将第三者保险“强制性”地列为机动车的义务，是新交法的重大突破，使得这部法律与国际上的通行法律实现接轨，体现了立法权对生命权的尊重，减轻了事故双方的经济损失。所以，虽然后来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实施细则———没有及时推出而影响到了其法律权威，但就这部法律本身，其相对超前的立法精神和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是无可非议的。
在北京市二环路事故中，和受害人负对等责任的奥拓车司机刘寰被法院一审认定赔付15.69万元。但是，按照保险公司的理赔原则，这起交通事故，刘寰最多只可能获赔4.5万到5万元。既没有房产也没有太多存款的刘寰说：“我拿什么进行赔付？”刘寰无法赔付，受害者的损失也有可能难以得到落实。一部有良好初衷的法律将在施行中打了折扣。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额该定为多少。而确定赔付额，就涉及费率问题。作为强制性义务，保险公司从中不能赢利，但也不能老赔钱吧。
再者，正如有专家所说，“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必须先行赔偿”还应该细化。比如，这里的“先行赔偿”，是赔偿发生交通事故的所有费用还是部分费用？如果保险公司先行赔偿所有费用，那么如果最后认定机动车无过错，保险公司多赔偿的部分向谁追偿？如果是部分赔偿，也应该进行界定，保险公司应该先付救治伤者的医疗费用，让伤者得到及时的治疗，等到事故责任认定完毕以后再由保险公司根据具体的责任进行赔偿———总之，这些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实施。人们更多地关注第三者责任险，却忽略了这个有意义的救济制度。
当初设立这样两个制度，是对交通事故补偿的“双保险”，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并实施长时间以来，由于有关方面的不作为，这样的“双保险”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刘寰是不幸的，他可能要为一次事故欠债累累；事故的受害者家属也是不幸的，失去了亲人，还或许拿不到法院判定的赔偿。“双输”的悲剧表明，新交法实施的配套制度的建立已经不能再拖———一面是法律的要求，一面是现实的需要和公众的呼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场“机动车负全责”之争，就发现它可能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存在的立法冲突。机动车之所以不愿负全责，是因为没有第三者强制保险作后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难题不仅仅是北京市的难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这样的实施办法，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这个难题如何破解，不仅在考验立法者的勇气和智慧，也在考验执法者的勇气和智慧。
□本报特约评论员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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