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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以来，繁荣的商贸与发达的经济让广州赢得“财富之城”、“商贸之都”的美誉。广州人的重商、务实、开放、敢为天下先等性格特点备受国人关注与推崇。但他们也因此常受到外人诸如重利轻义、缺乏英雄气概和远大追求的诟病。实际上，如果将目光投向近现代，认识到以邓世昌等为代表的广州、广东籍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广州人、广东人精神的另一面——舍身报国的爱国主义及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领略广州作为“英雄之城”的真正涵义。
1894年，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独冠全军”。后遭日舰围攻，“致远”多处受伤，舰身倾斜。邓世昌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旗舰“吉野”号，不幸为鱼雷击沉。邓世昌坠海后，拒绝随从相救，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邓世昌阵亡黄海，“忠勇性成，一时称叹”。光绪皇帝撰挽联云：“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邓世昌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与他出生成长的土地和环境息息相关。邓世昌1849年出生广东番禺县，即现在的广州海珠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发生地，当年英国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广州军民前赴后继英勇抵抗的事迹和精神，使邓世昌少时即有发愤为国的思想。邓氏宗词里有一副对联：“龙跃云津凤鸣朝日，桂生高岭莲出绿波。”据说便是邓世昌青年时代的手笔。由此可见，是广州这片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土壤，培育出邓世昌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英雄情怀。
广东自近代以来就是“西学东渐”的首站和最早“放眼看世界”的地方，社会观念率先开放，“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精神也最早得以接受与普及。青年邓世昌投身军事学习和训练，成长为优秀的海军军官，与家乡开放的社会土壤与氛围也是密不可分的。1867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祯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当时招收了10名广东籍学生，邓世昌为其中之一。船政学堂强调学生独立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4年的学习当中，邓世昌各门课程考核皆列优等。他没有出洋留过学，但“西学湛深”，他从不放过一切学习西方先进作战技术的机会，曾多次利用工作余暇，考察、研究西方海军的发展情况，“益详练海战术”。
与甲午海战中出现的某些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将领完全不同的是，邓世昌的身上明显体现出了广东人的务实精神。据记载，邓世昌青年时“性沉毅，留意经世之学”。成为海军军官后，他更不尚空谈、不好高骛远，注重钻研学习，努力提升业务技术。时人称其“精于训练”，“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调令机宜”。连李鸿章也极力称赞他“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邓世昌对待工作极端认真，以“执事惟谨”而备受称道。在黄海之战中，他指挥的“致远”舰不仅冲锋在前，表现出有我无敌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而且处处以全局为重，指挥得当，“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鹜，独冠全军”，最后以自我的牺牲让旗舰转危为安，为北洋舰队击退日舰奠定了基础。
邓世昌的开放、务实性格以及高度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是与广州人和广东人精神一脉相承的，这不仅是广州和广东人精神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有研究者表示，“一国之精神，必源于国民之精神，而能引导国民之精神者，必一国之英雄。邓世昌者，引导国民精神之英雄也，引导一国精神之英雄也。他日中华民族能傲立于世界之林，回溯历史，必有斯人之伟大地位。”可是，邓世昌的精神和贡献，至今仍未得到社会足够的认识和重视，纵使是在他的家乡亦如此，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近年来，广州及海珠区不断加大相关遗迹的保护、建设与开发力度，邓世昌纪念馆已成为海珠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建设阵地和文化旅游景观。而计划投入近两亿元的邓世昌广场等一大批新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也正在筹划当中。海珠区也不断通过多种渠道，整理、挖掘和弘扬邓世昌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愿在不远的将来，英雄拳拳报国心、铮铮风骨与浩然正气，能真正为后人所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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