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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现代“罢赛”为直接导火索的中超危机，引起的关注远远超出一次体育活动事故，连即便对足球不感兴趣、对中国职业足球早已不抱希望的人，都从中发现这一轮中国足球危机所折射出来的逻辑与问题，貌似偶发，其实必然，状若个别，实则普遍。尤其是事态由北京现代“罢赛”的判罚是非之辩，转为大连实德牵头抛出要求“颠覆”足协权力、建议自建“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的“革命”之举，问题的焦点更进一步地逼近体制的核心。而我们的观察，也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职业足球之现状，
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其中一个缩影，职业足球的价值，不仅关乎自身的成败，而且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国改革诸领域中最先行、最开放的领域，因此甚至是要为“官办市场”的改革品药求方。
因此，大连实德俱乐部总裁徐明等人提交的13份“革命”文件，所涉及的“中足联公司”构想，也许尚有诸多不妥当之处，甚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也有冲突相悖，但它质疑官办行业协会、要求行业内部自治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但值得肯定，在当下国情下甚至值得声援鼓励——它的“革命性”，不仅针对足协一家，而且示范各行各业一致被官办协会所束的困局。
值得关注的是，在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对于此中关于“公开中超财务”、“今年中超只升不降”等要求作出善意回应之前，另有足协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徐明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争夺中超联赛的开发权”，“是向足协谋求一些经济利益”。这样的论断其实正确得很，“革命”的诉求原本就在于“争权夺利”。当下中国改革的一大普遍困境，就在于某些市场中行政权力依然高度介入，令“运动员”与“裁判员”合一的局面下软弱无能频现、舞弊腐败丛生，无从收获一个健康成熟市场体制中的效率与公平。而当下的核心课题，也就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全能式的行政权力真正收缩，以腾出企业和社会的自主空间。
事实上多年以来，每一次行业事故结果都会引发对“二政府”官办协会体制的反思，各路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也表达过几乎惊人一致的意见——既然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以直接利益方(经济人)为主体的体制，那么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合乎市场要求的管理、运作与经营，就必然只能是利益方自己。足协信用全失、中消协维权乏力、机电协会反应国际贸易战迟缓……细节上各有各的问题，但本质上无一例外全是这些协会官办色彩浓厚，“衙门”做派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其产生了不同于甚至相悖于行业成员利益的自身利益。
也是在这一个意义上，关于尽快放权于民、实现行业自治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而此次中超危机发展至今所展现出来的逻辑应乎于此，但它还有更具价值的突破性新意，就在于对这种自治权利开始了自觉争取的尝试。中国的改革实践，显然已经结束了一个只有自上而下“摸石头过河”的阶段，民间自发性的思想与活力，因为已经解放的尺度而对自由自治的感知日益强烈，也必然要加入到这集体创新的洪流之中来。试想当初第一轮改革的起点，其实也起于安徽小岗村农民痛感束缚的“革命性”自觉。如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揭竿而起”，虽然被有些人斥为“胆大妄为”与“胡作非为”，固然一时间成败叵测，但只要不绝了对这一自治权利的追求，小球最终转动大球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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