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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18日 07:03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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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

  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其投资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就这些话题9月28日上午在美访问期间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进行了交流。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

  拉迪认为,中国经济2003年信贷增长过快,投资过热,使物价水平攀升;这也使得GDP分配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投资规模过大。他问我,这是不是因为资金利率太低,导致投资过度。就此,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经济总体是不是过热,需要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物价水平的高低,二是真实的失业情况。因为从就业水平来看,近几年城镇新增就业(特别是大学生毕业就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其数据我在许多文章中做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因此,不能说是总体过热,而是物价有所上涨,但就业形势过冷,局部过热,局部又过冷。

  但是,拉迪先生指出的GDP中投资比率过高,的确是一个中国国民经济较为严重的问题。如GDP中资本形成率,1993年时,为43.5%,后来下降到1999年的37.1%,2003年又上升到42.9%。自1983以来,GDP资本形成率没有低于过35%。拉迪先生将其与韩国和日本经济成长的数据比较,中国的GDP投资率高其15%,甚至到25%。

  二、投资与消费失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要分析中国GDP投资率过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及其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危害。我认为需要从中国经济本身的结构、过去实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去探讨它形成的内在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解决严重的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

  首先,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投资结构和企业发展战略偏重于GDP的资本分配部分,而对能增加就业和后续增加消费分配的部分投资不足。

  1、从要素和企业规模结构看,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较多,而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较少;投资于增加就业较少的大型企业较多,投资于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中小企业较少。

  2、从投资形成资本的性质来看,近几年不会显著增加后续就业的道路、广场等政府投资较多,而能增加就业的产业投资比率相对较低;政府投资中,能增加后续就业的医院、学校等公共领域投资也相对较少。

  3、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了国有经济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和政策,即关闭了许多中小企业和组建及发展大型企业。这虽然对加快技术进步、降低资源消耗、提升结构升级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其他加工工业企业、特别是加工和服务业型中小企业没有能及时发展替代,从中小企业关闭和大(行情 论坛)型企业调整中减员下来的劳动力不能理想地得以转移就业,一部分劳动力的收入绝对和相对减少,造成消费在GDP中的分配率过低。

  其次,从企业和就业结构看,我们过去一大二公的观念和体制、限制自由职业就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也造成了企业结构中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偏多,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偏少的局面,结果使得国民经济GDP中资本-利润和折旧-投资分配的功能过强,而劳动-收入-消费分配的功能过弱。

  1、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对能增加大量就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从限制、允许、鼓励到坚定不移支持发展的政策调整过程,但是目前中国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等个体私营经济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为53%左右,仍大大低于许多国家65-80%的水平。国民经济GDP总体上劳动-就业-收入-消费分配的功能较弱。这是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体制性的扭曲流程。

  2、在中国,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创业、生存和发展非常困难。一是对于个体劳动也要进行注册登记,而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都要登记,并且注册前置审批较多,且注册资本设置了较高的最低规模。二是对于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税赋较重,2003年税负在25%-35%之间,大大高于世界银行专家对发展中国家建议的18%。企业交了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再交年终分红的个人所得税,所剩无几,许多企业要亏损。三是政府各部门的税外工商、质检等杂费大约是所交税收的2/3,有些地方甚至比税还要多。

  再次,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发展利益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和投资者强行分配和挪用本应由农民分配的利益,进行投资和资本积累。

  1、现行的土地制度导致农民在土地使用权交易时,不能分享土地要素参与发展带来的利益。使土地转移向房地产商资本分配的功能太强,而向农民收入和消费分配的功能太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向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1亿多亩土地,但是补偿标准较低,并且农民本身从这种标准较低的征地补偿中得到的利益,由于政府向用地商优惠和各级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层层留成后,不到10%。而用地商用获得的廉价的土地使用权,又可在银行抵押贷款,放大其资本聚集功能,这强化了国民经济GDP向资本分配的力量。今年国家改变了用地出让方式,即要挂牌竞争交易,这样土地的价格可能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分配比率就会增加。如果不改变土地的征用补偿比率,政府仍然可将增加的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土地有关的GDP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并不会由此而发生改变。

  2、近几年,许多建设工程,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工程,实际投资常常大于预算,出现了大面积欠农民工资的现象,实际是在挪用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钱来进行投资,结果必然是GDP中消费分配减少和资本分配增加。

  第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使国民经济GDP分配中社会保障分配的功能不强,低社会保障水平形成的超额利润,成了资本再投资的来源,使GDP分配中资本分配的比率居高不下。一是我们在过去没有提取社会保障,将应当由职工消费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金变成了厂房、设备等资本,从而使资本的分配比率一直较强;二是从现在来看,农民工进城,基本上没有推行养老、医疗等保障,这些本来应当提取的保障分配部分,变成了投资者的利润,使投资者的再投资能力较强。因此,中国低社会保障甚至无社会保障产品和服务成本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较小。

  另外,外资投资规模较大,外资企业分配的格局必然是资本分配相对较多,而劳动分配比例相对较少。一是外资企业的利润,要么继续变成投资,要么汇出,对国内消费贡献不大;二是外资企业一般要尽量压低劳动者的工资,而使资本分配的部分加大;三是目前许多外资企业也没有给农民工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因此,外资流入较多,一方面对推动经济增长有利,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带来GDP投资与消费的失调的问题。

  三、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发展模式及其弊病

  前面已述,在交谈中拉迪认为,由于中国的贷款利率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主要是在中国资金这种稀缺的要素价格太便宜,导致投资者大量贷款。他提出能不能从提高贷款利率的思路去抑制投资增长太快、投资GDP分配比率太高和投资规模的太大。我认为,这种调整方式,并不一定见效。因为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分配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原因,并不是银行贷款发放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等简单原因所致,而是有它深层的结构、体制和政策等成因。这种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并不能是简单依靠压缩贷款规模和提高贷款利率所能根治的。况且,提高利率对政府投资、一些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些恶意贷款的民营企业,作用较小;提高利息率还有可能吸引股市资金倒流和导致人民币币值趋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可以说是一种GDP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有它的优点:超低廉和快速地集中和(行情 论坛)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迅速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和潜伏着严峻的问题。

  一是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波幅较大,不能稳定快速增长;投资容易升温,消费难以走强;物价容易上涨,就业往往偏冷。就2003-2004年的物价看,投资品物价因投资过度,容易上涨;服务价格由于准入和政策等限制,服务型就业不足,其供给少而容易上涨;而企业大宗消费品则因资本生产能力强和国内消费能力弱,价格水平不断下降和相对下降。因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投资增长过快时,物价可能上涨;为了稳定物价,要控制贷款规模(由于土地抵押贷款的发展,加上建设项目需要土地承载,土地的供给水平也与信贷和投资规模正相关,于是2004年的宏观调控采取了信贷和土地双紧的方式);而收紧贷款规模过度,则经济没有消费足够的支撑,很容易陷入低迷。即形成宏观调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涨的恶性循环。1989-1991、1997-2002年两个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经济中低速增长,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是在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失业率较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GDP消费分配比率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资本、企业、产业等投入和发展不足,即就业不足的结果。这种劳动力资源的闲置,深层原因不是当期资本密集产业和社会资本投资过多造成的,而是重型经济结构、所有制观念偏见、政府繁琐管理体制和实际上抑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等内在扭曲的机制所致。如果不对这种扭曲的机制进行彻底的调整,失业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峻,GDP中消费分配比率会进一步下降。

  三是居民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由于大量的GDP用来投资,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国民收入会越来越多;而由于压低工资、没有上社会保障、失业率太高,则会形成劳动者阶层收入分配水平降低,特别是产业工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收入水平受到资本超分配的影响,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廉价集中和利用农村土地、省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本和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在城市中分配过多,也会造成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四是国内消费与国内投资比例失调,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一方面,GDP中的大部分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大规模的生产,使国民经济的加工产品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不足、就业困难、社会保障能力低等,国内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导致“就业-收入-消费”循环与“收入-投资-产品”循环之间需求相对不足与供给相对过多的失调,于是需要过度依赖出口解决国内生产由于GDP资本超分配造成的产品过量剩余问题。当然,出口强劲对于国民经济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国内长期由于资本超分配而消费不足,形成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一是对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不利,二是世界经济和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加深,随之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也加大。

  四、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正确思路和对策

  解决中国GDP资本分配过度、投资容易膨胀和消费分配不足的问题,从思路上讲,提高利率和控制贷款及投资规模等总量政策和行政手段,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和体制问题。正确的思路是,调整结构、理顺体制、消除政策障碍,扩张就业容量、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劳动要素利用和分配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对策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微型及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取消个体劳动者的注册准入制度,一些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实行非登记的备案制,简化和缩短企业注册登记手续及时间;降低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和税赋;杜绝工商、质检、卫生防疫、交通、公安、城管、街道等政府部门向微型和中小企业收取各种费用和随意罚款,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全部由财政专项预算拨款来供养,从而网开一面,放水养鱼,增加自由职业者、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保证农民各项权益,按等价交换原则,提高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绝大部分补偿直补农民;强制推行农民用工的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对欠农民工资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追究行政和企业领导人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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