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切纵火事件与中国的全球化(之一)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14日 14:10 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17日，西班牙东南部小城埃尔切发生了西班牙人攻击并焚烧中国侨民鞋店的事件。这似乎也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事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件。但是，这个时代的这类矛盾与冲突是否有它特别的地方？它们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我们如何通过这类事件来重新思考全球化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路径？

　　本报记者张翔

　　9月17日西班牙东南部小城埃尔切攻击并焚烧中国侨民鞋店的事件已过旬余。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目前，西班牙埃尔切中国鞋商的生意虽然有一些小的下滑，但生意仍然正常进行，每天到那里买中国鞋的人还是熙熙攘攘。其实，对中国鞋商抱有敌意的只是极少数，多数西班牙人对中国人还是友好的。

　　尽管随着事态渐趋平静，中国内地的关注亦趋淡然，但当地中国侨民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困局并未有根本改变；其故土如何理解这些新移民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境况，仍然有待继续追问。

　　事件当天，在埃尔切的中国鞋城，约400名西班牙人聚集街头，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当游行人群到埃尔切市政府示威之时，当地警察随队伍而行。六天后的9月23日，当地又爆发了一轮针对中国商人主要是温州商人　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扬言以后将每周举行一次抗议示威，以抵抗中国商人的廉价产品给西班牙本地商人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在此之前，来自温州等地的鞋商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意大利、尼日利亚等)已经遭遇过类似事件，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这类暴力冲突以后看起来也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常见。它们似乎也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事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件。但是，这个时代的这类矛盾与冲突是否有它特别的地方？它们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我们如何通过这类事件来重新思考全球化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路径？

　　香港《信报》9月27日的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并不是过去发生在东南亚的排华运动，而是当前全球化引起的“后遗症”中的一种，不必为事件加上种族冲突色彩。这一很有代表性的评论点出了人们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海外移民。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是什么样的全球化使埃尔切事件发生，它与美国企业或者日本企业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的遭遇是否一样？尽管这起事件不是东南亚的排华运动，但是这起事件中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南亚海外移民的遭遇区别何在？

　　“中国制造”的全球境遇

　　那些埃尔切人对中国鞋商的愤怒和怨恨，最重要的火力点就是中国商品价格太低，以及在销售网络方面的扩张，导致“不公平竞争”。其他如中国鞋商在经营上不合规矩(例如变相逃税、假冒伪劣)以及华人区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指责只是陪衬。以西班牙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埃尔切的鞋商的确很难打赢与中国鞋商的价格战。

　　埃尔切是欧洲制鞋业的重镇，素有“欧洲第一鞋城”的雅称；由于温州鞋近年来在西班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占有市场份额节节攀升，埃尔切市制鞋业自然受到强烈影响，该市制鞋工人的失业率也随之上升。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全球一体化的贸易中同样如此。因此容易理解一些埃尔切商人会对政府施加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但在多次以各种方式向当局投诉中国鞋商的经营问题之后，以这种激烈的暴力方式呈现出来，多少折射了他们在价格战中严重的挫折感。

　　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类贸易战中，埃尔切鞋商通过游行等方式表达的诉求可以对西班牙当局产生相当有效的压力，他们的挫折感在此后很可能出台的合理保护措施之下将有所慰藉。此前俄罗斯和意大利罗马的案例中，当地权力部门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这类贸易竞争。

　　本来，能够做到价廉物美，成功地以低价策略介入国际市场竞争，是闯荡海外的各种中国企业的一大能力，也是其竞争力的一大王牌。温州商人在海外开拓市场屡有建树，凭借的就是发现市场空间的敏锐和低价竞争的能力。价廉物美对当地消费者而言也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现在这是温州鞋商遭遇抗议的主要罪状。这其实也是相当部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制造的本土产品走向全球时遇到的难题，近年来针对彩电、纺织品等等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可谓“全球烽火”，真算得上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境外遭遇的“第一波”挑战。

　　在反倾销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下，中国企业的低价营销的能力面对所在国的贸易保护行动，根本不能像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伸张那样，构成在贸易纷争中的强势诉求地位。低价战略在贸易竞争的攻坚战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保卫战中的作用；当中国的低价产品占据了当地的一定份额之后，问题便变得严峻起来。只要以主权国家体制仍然是全球贸易的基础，这个困境就无法消解。

　　难道中国企业拥有低价销售的能力竟然是一种错误？如林毅夫所言，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难道不是一种可以采取的发展战略？

　　问题并不在这里，拥有低价的能力就没有理由不运用。问题在于中国企业何以具有低价销售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平对西班牙研究有年，对埃尔切纵火事件亦一直关注。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反思目前一些国内企业劳工工资过低、损害环境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将责任推就于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贸易保护主义。他的看法提示出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如果说中国商品价格低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廉、环境保护费用低，那么目前东南沿海已经出现的“民工荒”等现象是否意味着这个基础条件已经在开始改变？

　　这种改变其实已经是无法扭转的现实趋势了。尽管目前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还未有很好的发展，工人在劳资双方的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还比较低，但是工人在劳资结构中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有分量。例如，民工在就业过程中“用脚投票”带来的“民工荒”现象是一种企业体制外的表达，中央政府对民工欠薪问题的关注和相关决定则可以看作化解企业内部失衡问题、“执政为民”的前奏。这些变化无疑将提升企业的工资成本。同时，在人们的经济水平提升之后，对环境保护的诉求迅速升高，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也随之上涨。

　　此时再要求一种合意的低工资、轻环保的发展模式，就需要消解民众和政府已经兴起的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这种消解显然难度极大，“支持民企发展”之类的诉求显然也不能胜任，因为这两者在根本上并不冲突。因此，中国企业特别是民企成本必然将受此影响而有所提高。

　　这样看来，对于海外拓展的企业家来说，国内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成本提高的挑战比国际挑战更具推动性。在国际贸易中，自己的成本优势没有不用的道理；而在国内，自己的成本优势却在逐渐减弱。这种变化，无疑将促使中国企业进行企业战略的转型，相对而言更注意企业品牌塑造以及技术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发展。一位温州鞋商在埃尔切事件之后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上世纪　90年代俄罗斯的那把火，把温州鞋烧到了国际市场；现在西班牙又烧了，处理好了就会烧出世界品牌。”应该说，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变化，西班牙的一把火更可能把温州鞋烧到另一个有待开拓的市场；有了国内市场的变化，温州鞋的转型和品牌提升才能具备内在的动力。全球市场的处女地毕竟有限，要想不说“别了，埃尔切”，温州鞋商就得拿出自己的办法来。

　　新移民的双重背景与认同困境

　　对于那些已经移民西班牙的鞋商来说，埃尔切这把火烧出的不仅是商品的竞争问题，更是他们如何生活于当地社会的问题。移民“扎根”比一本生意经更难盘算。而如何对待这批与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海外新移民，也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纵火事件中部分埃尔切人与当地中国移民之间的冲突，多少反映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膜和华人新移民在当地的认同困境。这部分改革开放之后闯荡世界然后在欧洲“扎根”的移民，究竟处于何种状态？

　　《读书》杂志今年第五期与第十期刊发项飙、王苍柏等学者的多篇文章，讨论了海外华人问题。通过埃尔切事件以及相关部分移民的了解，可以对他们的讨论有所推进，同时也可以进而理解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后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向西班牙的移民主要有两类，一是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团聚移民等，其中相当部分与跨国商业活动相谐，此次事件中已移民的跨国鞋商就是例子；二是为数众多的草根阶层，包括那些非法移民。这里主要分析前一类移民。

　　这些新移民不同于从传统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再次移民者”，也不同于早期移居海外、开放后重建与大陆联系的华侨华人。他们随着频繁的跨国生意往来，强调合同关系，间歇性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短时间的逗留。而老一辈移民基本上是从移出国向移入国单向迁徙，最后或者逐渐融入乃至同化于当地社会，或者拒绝同化而返回移出国。新移民的这种移民方式因此大不同于那种永久定居和排他性地获得居住国公民权的旧做法。

　　这些新移民拥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故土，又属于移入国。他们总是与中国公民身份的同乡和亲戚保持密切联系，在埃尔切事件受攻击的就不仅有移民，也有中国公民。他们的移民旅程由全球化所推动，但最强劲的纽带却不是全球化，而是以往熟人社会中建立的关系。项飙在北京的浙江村调查中(《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发现的那种在同乡和宗亲的熟人社会中形成的信用关系，在温州人的全球性流动中同样存在，并且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网络。

　　也就是说，在温州商人的全球性流动过程中，并没有全球性的想象体可以认同，他们只是在具体的跨国关系中建立自己与故土、移入国等地域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更像一种“反全球化的全球运动”，他们来自熟人社会的跨国流动的动力和灵感，更像对那些同一的、标准化的全球化因素的不自觉的抵抗。

　　这种双重身份和特别的日常跨国旅程，使得这部分新移民的认同方式别具特色。他们同时与不同的国家实体和文化归属相联系，但是他们又不依赖于其中任何一种。这样，他们就在移入国建构了一种王苍柏所说的“外地域认同”，他们将认同根植于熟人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想象之中，而不是僵化的地理疆域，这种外于地域的认同才可以“既处处为家，又无处为家”；“既在此，又不在此”。这种“外地域认同”其实也是多地域认同，他们改造和利用了故土的地域和血缘关系，也利用和改造了欧洲华人圈子和移入国的社会政治资源，这样才编制出跨越国界的全球网络。

　　但是，这种便利同时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在跨国生意和生活往来中建立的共同体，就像一块跨国“飞地”，与故土和移入国两方面的联系都显得有些脆弱。埃尔切事件正暴露了“外地域认同”的基本困难，那就是，他们必须同时处理国际贸易冲突和故土的阶层矛盾，而以低价策略为核心的跨国经营战略在故土与移入国同时遭遇了挑战。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可以发现这种“外地域认同”的转化可能。不过，这种转化并不是放弃他们的双重背景，简单地融入当地社区，而更可能是继续依托和发掘原有跨国网络的潜力(比如温州鞋商在销售网络的营建上加大力度)，更新经营战略，提升产品层次，切合当地法治要求，在与当地人的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利润、权利与自由。在众多报道中不难看到，不论是否已经移民，那些在西班牙奋斗的温州鞋商都有一个共同关注的最大问题，那就是“我们温州鞋将有什么样的前途”。在经历了埃尔切事件之后，原来的“我们温州人”的共同体认同并未改变，“外地域认同”面临着提升的挑战和机遇。

　　这种本国公民与跨国移民复杂纠缠的情况也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新移民都是美国学者Aihwa Ong所说的“弹性公民”，他们追随的是国际资本的运行规律，不再是某一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公民，他们要积累的是属于他们却不受某个国家控制的资产。但是他们又通过资本纽带深刻切入了本土社会的阶层分化格局。那么国家应该在他们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后他们的实力会越来越强，游说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就像印度随IT业跨国发展兴起的移民群体一样)，政府如何处理他们依凭投资实力提出的降低劳资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诉求？

　　而且，这类新移民的出现是否会推动我国的侨务政策发生变化？1955年的万隆会议两个重要与会国中国和印度都以宪法和条约的形式明确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侨民必须在居住国和母国之间二者择一。这表明了当时两国反殖民反霸权、发展民族国家本土社会的信仰。直到1986年和2000年斐济的两度排印(印度侨民)政变和1998年印尼的排华暴乱，中国和印度政府都采取了谨慎关注但不干预的姿态。其后，印度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重视印侨、印人问题，到2003年和2003年两度召开最高规格的“海外印度人”大会，并正式修宪，承认双重国籍，侨务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埃尔切事件中，由于同时波及新移民和中国公民，中国驻西班牙使馆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表示关注，并一定程度介入了事件的处理。目前新移民所呈现的新特点，以及此后类似事件的频发，估计将不断刺激中国侨务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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