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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俊初
对正行修改的北京市“新交规”，有关负责任表示建议取消自行车登记制度(《京华时报》10月13日)。尽管，在今年该市“两会”上，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就已提出如此建议，而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在答复中明确表示依法目前暂不宜取消，但笔者认为，借“新交规”立法再提这一建议，既切合时宜，更符合民心。
先看看，这制度“下课”之实例。四川，去年12月5日废止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照管理制度，车主不再缴费上户，在全国反响强烈并获广泛赞誉，传媒舆论表明此举赢得普遍民意支持；浙江舟山，公安部门关于取消自行车牌照管理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达93.3%，实地上门征求意见也大多赞同，遂于今年5月1日起付诸实施(新华社3月17日电)。
两先例说明，在车主与政府的关系上，车主集体付费而由政府提供自行车牌照管理这一公共产品，已普遍不被认可、不受欢迎。原因一目了然：一、自行车价值相对人们收入日益微不足道，不再具特别贵重物品性质，政府专门保护无必要性；二、政府提供的这一特定公共产品的使用价值非常有限，对防盗和窃后侦破并物归原主的作用极小，车主付费买它得不偿失。
两原因中，后一条是关键。比如，在我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提供自行车寄存服务，每车每月收费3元，有自行车者大都心甘情愿掏了这笔钱，为什么？因为该公司对失窃、损坏负全责。相较，车主为自行车牌照付费(包括可能发生的违章罚款)后，政府卖出的并非责任全负的服务——实质是，以车主普惠目标、经济合理方式，这压根就是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行便放弃，既是尊重科学，更是遵从民心。不难想见，作为道路交通工具之一种的自行车，取消牌照管理固然会给交管部门带去一些麻烦，增加管理难度，但面对以方便交管部门为出发点还是以方便车主为出发点的问题，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毫无疑问应是后者。
论法律，取消自行车牌照管理并无障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八条中，虽有“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的要求，但同时明确了“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的内容。所以，北京市完全可依法修改现行非机动车管理规定，让自行车牌照管理“下课”。
当然，为印证这样做符合民心的经验判断是否准确，北京市立法机关不妨先行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我想，以目前自行车牌证管理涉及面之广、所起作用之微，站在便民立场看，恐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该将其存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认真问问百姓态度，不该死抱皇历了。
琢磨自行车留牌摘牌，能获可举一反三的思想：作为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永远应以服从公民普遍意志为根本原则，哪怕如是不一定结果最优；相反，当公民大多不满时，还非要攥牢某种行政权力、偏不放弃提供某种公共产品，目的就必有异化，就绝不可能是为民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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