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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经常会有人把丘拜斯当年一张凭单可以购买两辆伏尔加轿车当作玩笑讲，
因为那些凭单后来的市价连一只轮胎都买不到。不过，观察家们认为，凭单与其说是经济工具，倒不如说是政治策略，每个人都感到他们从中分到了一块馅饼，从而成为丘拜斯私有化的支持者、同盟者。不管最终的过程有多么的糟糕，丘拜斯毕竟为俄罗斯的私有化创造了人人有份的起点公平。尽管这种公平事实上被践踏、被出卖，被证明是那么的可笑，到处遭到嘲讽和否定。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谈到俄罗斯的私有化时常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樊纲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也是如此，在被认为是对“郎顾之争”的回应中，樊纲认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对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当前一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责是对中国产权体制和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了一些社会情绪。
樊纲先生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有发言权的。樊纲认为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经营性资产，一种是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中包括金融性资产和产业性资产，现金资产是金融性资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根据樊纲的解释，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是资产形态发生了变化。私有化这三个字在中国很少有人谈论，樊纲用到了这个概念，但却是种否定用法，既然中国没有私有化，又何来对私有化的否定呢？
郎咸平指责“国退民进”成了民营企业的狂宴，指责顾雏军强取豪夺国有企业，指责李东生自卖自买TCL，指责张瑞敏曲线M BO，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在网上网下的调查中能获得90%的赞同票就非常值得关注，就算是情绪也说明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规范国有企业的改制，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有令不行、官商勾结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是的，中国的确没有搞过私有化，但是我们会发现，不少地方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国有资产或者变成了樊纲说的现金资金，或者什么都没有变回来，而是被“送光”、“卖光”了，要想私有化已经没有什么可分配的，更不用提平等分配了。
水皮认为郎咸平关注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是对的，但是得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活力的结论是荒谬的，这个不怪郎咸平，因为郎咸平生长在台湾、学习在美国、工作在香港，研究大陆问题难免“瞎子摸象”。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为什么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搞平均分配，很少有学者能够解释清楚，中国更少有像丘拜斯那样学者从政的人物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很难判断中国的学者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因为没有他的实践可以证明。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社会要转型，稳定是第一位的，尽管国有企业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少，但是以此为代价而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国富民强还是值得的。
私有化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一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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