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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这一名句，曾经作为番禺某知名社区的口号让无数白领怦然心动。但诗意终究必须直面冰冷的现实。从昨天起，本报开始全方位审视入住番禺众多房地产小区的数十万新移民，在教育、医疗、交通、生活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不仅事关这一庞大市民群体的冷暖感知，而且事关广州整体南拓这一基本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理应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在大广州的发展地图上，很少有一个区域能够像番禺这样，成为各方利益如此密切的交集点：对市民而言，番禺是城市住宅郊区化浪潮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市民寻求理想新生活的实现地；对广州市政府而言，番禺是广州老城区扩展和整体南拓战略的桥头堡；对房地产商而言，番禺意味着低廉的地价，意味着数千亩大盘的连片开发，“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对地方政府而言，番禺也意味着大量的土地出让收益和巨额财政来源。
然而，利益的交集必然会导致利益的重组、纠合与博弈。而在利益博弈之中，最不能产生效益的公共服务，显然极易成为被遗忘和牺牲的一极。房地产商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决定了它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长久地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一旦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己任的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那么，作为在多方博弈中力量最为薄弱的市民群体，在公共服务方面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其“诗意栖居”的梦想大打折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细究番禺最近十余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行为明显滞后。在霍英东富有远见地捐资修建洛溪大桥、构筑起广州与番禺之间的快速通道之后，是房地产商以其市场的敏锐嗅觉，迅速进驻洛溪以及整个番禺地区。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诸多房地产商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或者说被迫承担起了公共管理的职能，包括环卫、教育，甚至于修路建桥和社会治安。
应该说，这些基于商业利益的市场的自发冲动，正是长期以来珠三角活力的重要来源。但市场的自发冲动如果缺乏政府行为的后续跟进、长期规划和服务，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一旦商人的整体利益发生转移，这些因利益趋动而生的公共服务，便极有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与此同时，地产商的各自为政，也会给这一地域的长远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忧。这些年来番禺涌现了多个全国罕见的规模达数千亩的超级大盘，但如果政府事先尚未进行良好的市政规划，那么，在今后被迫进行市政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极易导致各方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本报去年曾经连续报道过的丽江花园市政路事件，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可以说，在2000年以前，番禺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被市场的力量主导和推动的阶段，在2000年7月番禺历史性的撤市建区，广州市明确地提出“南拓”的城市整体战略，公共服务的滞后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从本报的报道可以看出，虽然广州市政府一再推出“南拓”的大动作，包括地铁三号线明年通车、广州新火车站选址番禺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但是，在真正事关民生的那些领域，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基层政府的作为显然远落后于市民的急需。
番禺新移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理应得到及时而妥善的解决。其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从宏观上说，番禺现象的良好解决，不仅事关广州城市南拓战略能否成功的大局，而且，对于花都、增城、从化等类似区域的发展，都将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这对整个大广州区域的发展全局，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尽快完善番禺的公共配套服务，显然也事关番禺自身的根本利益，它将会对番禺的完全城市化、对番禺地产业的进一步提升和商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二，从政府职能上说，提供公共服务，应是政府最为重要的职责。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要建立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更何况在教育领域，法律早已明文规定，让公民享受义务教育，是政府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政府自觉地遵守法律，这无疑是社会正义的最为重要的基石。
其三，番禺的数十万新移民中，相当一部分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这部分群体相对而言还算是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如果这部分群体都尚且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合法、正当的利益诉求，并能够得到政府的良好回应，而只能使其中的一个个个体在无奈和无望中奔走、忍受和逃避，更遑论广大的弱势群体，那么，它表明这个社会的互动机制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因此，番禺现象的良好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各个阶层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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