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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磊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占才强和高汉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着几乎同样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默契。
同样的默契出现在三年前。
2002年10月，占才强、高汉明两人一前一后辞去令人羡慕的高薪记者工作，乔装打扮混入乞丐堆儿，整整过了40多天的乞丐生活。
几个月后，两人合著的《卧底当代丐帮》一书面世，一时间洛阳纸贵，占才强和高汉明也因此名声大噪。但随后两人迅速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卧底记者”今何在？
在时隔2年多以后，寻找占才强和高汉明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2005年6月13日，本报记者在几经周折后终于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面对三年前的那段特殊经历，两人似乎都不愿意多谈。
如今，占才强在湖北一家出版实业集团身居要职，是集团计划投资的两份报纸的筹备组负责人。而高汉明也在武汉的地产新闻界闯出了名堂，另外他还和朋友在网上经营着一个“中国特稿论坛”，甚至兼职做起了全国首个“特稿经纪人”。每天，上百篇稿件发到他的手中，他根据各媒体的需要，将稿件一一发到编辑的邮箱，有的稿件也会一稿多投，让作者获得更大的利润。据高汉明介绍，稿件发表后，稿费直接寄到他的手中，再由他寄给作者。高汉明笑称，他像明星的经纪人一样，从作者的稿酬中抽取10%的佣金。
6月的武汉，天气已经开始变得炎热。占才强和高汉明在城市中为着各自的事业奔波忙碌，在偶有停憩的片刻，那些记忆的碎片仍然会像老电影一样从他们的脑海中掠过。
弃高薪做乞丐
占才强做卧底乞丐是在2002年的10月下旬，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想法已经酝酿了近四年之久了。四年之前，占才强在一次采访中与17岁的小乞丐曹月旺相识。占才强回忆说：“这小孩是河南唐河的，他很早就出来了。1998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到武汉来已经有8年了。”
随着与曹月旺的接触日益深入，占才强觉得在乞丐的世界里，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为了深入了解这个特殊人群真实的一面，他决定辞职作乞丐。
今天再说起当年那个决定，占才强的语气很平静，看不出一点激动的影子。“2002年10月6日，陶醉在这年国庆节7天长假里的人们正纷纷从各地的旅游景点尽兴而归，我坐在楚天都市报社静静的编辑部里静静地写下了一份辞职报告，向与我相伴了5年的记者工作做静静的道别。这是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但那里每天快餐式的采编事务使我无法分身，无法抽出时间来从事我计划中想要做的一切。我想如小曹那般去流浪，不光作为一个局外人，带着记者的身份去靠近他们，观察他们，更想脱去一切社会身份，把自己变成流浪者甚至乞丐，去体验、感受属于他们的真实的内心和世界。”
占才强至今清楚地记得，2002年10月23日，一个有着阳光的午后，从记者变成自由人的他来到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流中。“我的流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当乞丐后，占才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找一身“行头”。在曹月旺的带领下，他在一个露天旧衣市场花15元钱买了一件茄克和一条长裤。
占才强的流浪生活正式开始了。
几天以后，在《人才信息周刊》当记者的高汉明在街头遇见了已经成为一个乞丐的占才强。看到这位曾共同酝酿要一起卧底当乞丐的同行已经付诸行动，他也下决心加入占才强的行列。高汉明回忆说：“2002年国庆节刚过，占才强就告诉我说他已经辞去记者工作了，当时我还在上班。我听了一愣，说你真的辞了，他说是的，于是我说你一万块钱的工作都能够辞，我一千多块钱的工作有什么不能辞的。随后我也辞职了。”
2002年10月29日，高汉明也向所在的报社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乞丐世界的探访中来。
高汉明和占才强约定兵分两路，在偌大武汉的不同城区寻找不同类别的乞丐个人或群体。
他们由此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乞丐世界。
丐帮老大嫖妓
汉口航空路是占才强和曹月旺流浪行乞最初的“根据地”。白天，小曹就在这一带捡垃圾、讨饭吃。占才强则四处游走，寻访流居在这一带的流浪汉和乞丐们。几天后，占才强就和这个地盘的老大“猴子”混得很熟了。
2002年10月28日的晚上，10点钟还不到，“猴子”满嘴酒气地从外面回来，吩咐几个乞丐把“床铺”安顿好，早点睡觉，他出去办点事。他边说边从行李袋里抠出一件黑色风衣披上。那风衣虽然有些破旧，却是“猴子”惟一一件“上档次”的衣服。一个乞丐见他这身打扮，便满脸堆笑地问：“老大，今晚是不是又要开荤了？”
“猴子”倒也坦率：“是啊！你小子，这个月还没请我呢！”
占才强一听觉得有戏，忙请求说：“老大，能不能带我一起，长长见识？”
“想去就去吧，只是到时候别给我添乱！”“猴子”答应得爽快。
“猴子”要去的那个地方，白天晚上都有拉皮条的妇女在那一带活动。“猴子”说他基本上一两个星期都会出去吃一次“荤”。在那里“做生意”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农村妇女，以30多岁的“嫂子”居多，她们的目标也主要是外地来的民工和像他这样的流浪汉，因此价格开得都不高，有时甚至几块钱都可以成交一次。
一路上“猴子”侃侃而谈，说话间不知不觉已走到目的地。上了人行天桥，占才强和“猴子”来到天桥南侧的一条人行道上。路灯下，行人三五成群地来来往往，人流中，果然有几个如“猴子”所说乡下妇女模样、抹着口红胭脂的女人在那里鬼鬼祟祟地游荡，眼睛瞄着过往的行人，不时找人上去搭话，似乎在寻找着猎物。
“猴子”偷偷告诉占才强，那些就是拉皮条的。她们有的只负责拉客，把“客人”带到附近租住的房子里，有另外的“小姐”陪“客人”，她们只收取中间费，但也有自己拉客自己“做买卖”的，一般是那些涂脂抹粉还有几分姿色的。
“猴子”毕竟是经验老到，他嘱咐占才强站在路边电线杆下不要动，果然，一会儿的工夫，一位约摸40岁左右的妇女走上前来搭话：“两位先生，要不要潇洒一下？”
“猴子”接上那女人的话茬儿：“嘛样个潇洒法？”那女人一听，就知道来了“生意”，忙不迭地进一步介绍：“给你们两个一人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嫂子都有，包你们满意！”占才强表示主顾只有“猴子”一个，那女人便拉着“猴子”在一旁谈起了价，最后商定了价钱，其中1／3是付给她的介绍费。
只几分钟的时间，一桩肉体买卖就这样快捷地成交了。占才强本来还想跟随“猴子”和那女人一同去“做生意”的地方，那女人却把他拦住了，说只能带“猴子”去。占才强只好目送着“猴子”被那女人带进附近一条狭长的民居小巷……
残疾乞丐讨钱的秘闻
在乞丐这个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要想多讨钱，手脚不能全；手残脚也残，露着才来钱。一个叫宫辉的少年乞丐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在武胜路口的十字街头，他裸露着一双长长细细变了形的下肢，蹲坐在那里向路人要钱。
占才强很快和他混熟了。
宫辉是安徽人，今年19岁。在老家还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据他讲，他6岁那年因患小儿麻痹症使双腿萎缩残疾。很多关于残疾乞丐讨钱的内幕，就是从宫辉那里听到的。宫辉说，在这类乞丐中，有80%是真的，的的确确像宫辉那样，是没有办法才出来讨要。但也有大约20%的残疾乞丐，要么是伪装的，要么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并不是真的为自己的生计而讨钱。随着后来的深入探查，占才强发现这个群体的背后竟然真的如宫辉所言，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2002年11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占才强在武昌的武商亚贸广场前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残疾乞儿。他是那种重度残疾的小男孩，下肢完全瘫痪，一条腿放在身前，另一条腿弯曲到身后，被一根绳子高高吊起。他的行走全靠臀部和两只手，支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占才强在暗地里跟踪了这个孩子一天，惊异地发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竟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男人来接他。在亚贸广场前的人行天桥下面，这个男子将他身后的绳子慢慢解开，释放那只吊起的腿，替他穿好裤子，然后将其抱起，匆匆地朝附近丁字桥的邓家湾一路走去。
第二天下午，占才强穿得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破蛇皮袋来到亚贸广场前，装作是捡垃圾的。小男孩依然在那里，占才强有意靠近与他攀谈。小男孩对他并无敌意，且很健谈。他告诉占才强他叫吴杰，今年12岁，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得下身瘫痪。其实，以前他的腿从不放在身后，背在身后吊起是他一个叔叔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怜悯之情，增加乞讨的收入。
吴杰说，去年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到北京去乞讨，开始腿没吊在身后，每天的“生意”很一般，叔叔说把腿吊起来试一试，没想“生意”好多了。于是吊腿乞讨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吴杰说，吊腿最开始很疼，他很不愿意那样做。但叔叔说，疼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叔叔的话，就带他回家。可回家哪有北京好玩，所以他只好忍着疼痛了。不过现在他早就习惯了。
后来，占才强又认识了吴杰的爸爸吴乃现，从他口中，更是听到惊人的秘闻。
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占才强刨根问底。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磕头帮”内幕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
高汉明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转悠。佳丽广场旁的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乞丐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胖脸，穿的衣裳很旧，但比较干净。他双膝跪在一个垫子上，两手拄地，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磕头，频率很快，几乎一秒钟一个。由于头部甩动的频率太高，脖颈处可看到有青筋暴起，整个脸部也因充血而泛出红光。这种拼命磕头、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引人注目的还有躺在他身旁的一个约摸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缩在一床铺开的被子上，穿着厚衣裳，一副睡着了的样子，看脸色并不是很好，几分钟便会发出一次咳嗽的声音。高汉明仔细听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不像是一种病理性的，很像是故意装出来的。这让他产生了几分怀疑。
磕头男子的面前，放着一个瓷碗。看起来磕头乞讨的效果不错，过路的大人和小孩不停地丢钱到那个瓷碗里，有丢1元、2元的，甚至还有人丢5元、10元的。高汉明站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那个瓷碗就快被纸币和硬币盛满了，少说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磕头男子停下节奏，欠身将钱装进胸前的荷包里，然后又继续开始了他的高频率磕头。他磕头非常专注，眼睛毫不斜视，心无旁骛的样子。其高频率、大幅度的动作与躺着的小孩子一动一静形成辉映，一个是拼了命地折磨自己，一个是年幼有病在身，两人都颇令人生怜，也许正是这种双重效果换取了人们更多的同情。
高汉明觉得这其中一定大有文章，经过多次接触后，他终于从这个男人口中了解到“磕头帮”的内幕。
中年男子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固定的居住地。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快要断了。”中年男子苦笑着说。
卧底之后回归平静
结束那段卧底的生活以后，占才强和高汉明都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此后，两个曾经的“战友”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卧底丐帮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这是高汉明对自己卧底经历的一个表述。
而在回忆这段卧底经历时，占才强则颇有感慨地说：“这种经历让我受益无穷。我接触到了一个人生存的底限，我的生活弹性空间可以变得很大。说白点，即便以后我郁郁不得志或一无所有或遭受在别人眼里算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一样会坚韧地生活下去。我会想起那些乞丐朋友，想想他们，我没有理由不满足自己的状态，不好好地活下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让我懂得珍惜自己的平常生活，让我知足，更多地品尝到生活的乐趣。”
三年的时间也让占才强和高汉明更加清晰也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卧底行为，占才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首先我不会后悔在我有生之年，在精力、感情充沛的那个时候，去做了那么一件事。永远不会后悔。其次，站在现在的角度去审视那件事，我认为当时不够理性，思考得还很不够，行动也不充分。如果现在让我做，我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我要考虑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要对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造成尽可能大和尽可能多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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