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还是造梦

　　两个造船人在温州的命运“航行轨迹”

　　本报记者 施平 发自浙江

　　王工的现代版“连升三级”

　　1995年，长江航运集团下属的宜昌船厂接到了德国的生产订单——三艘5400载重吨位的集装箱船——全厂上下为此庆贺。当时谁也没有料到3年后的凶险。

　　宜昌船厂质检处长王工(化名)出生于1959年，1977年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校，从此便开始与船打交道。就在1995年，他的命运被改变了。

　　由于德国船东对质量要求的苛刻，船只多次返工，工期拖了一年多，再加上之后人民币对马克的汇率由1∶5变成1∶3.8(德国船东采用马克结算)，1998年，三艘船完工时，船厂亏损达1亿元左右。

　　当时，温州东方船厂(原国企，现已核销)也接了这位德国船东的另外两艘订单，它的命运会更好，完工后，该厂宣告破产。长江航运为宜昌船厂埋了单，但是从此宜昌船厂走了下坡路，员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王工每月只能领到700余元薪水，收入是他原先900元基本工资的75%。

　　从2000年到2003年，王工经历了几次职位变动。先是质检处与生产处合并成立工程管理处，王工出任副处长；接着船厂准备通过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王工担任认证办公室主任。

　　王工说：“认证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领导问需要多少钱，我说10万元可以拿下来，领导说可以。后来我又把经费预算压缩到8万元，可是还是等不来钱，也没有领导的回音。后来，认证办干脆也被撤销了。”

　　2003年初，王工请“病假”离开了宜昌船厂，经同行介绍，受聘于武汉船级社下属的监理公司。监理公司在浙江东方造船有限公司(下称“东方船厂”)有监理业务，当年4月，王工就来到了温州。

　　王工和监理公司是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有业务就来，无业务就散。王工到来前，已经有三位监理嫌施工条件差相继离开。

　　当时的东方船厂求贤若渴，王工刚到的那年夏天，他的儿子来温州看他，老板陈通考让自己的儿子陪着他玩，临走了，陈通考的妻子还请王工的儿子吃饭。王工对此颇为不解。当时就有人对王工讲：“老板肯定不会让你走了。”

　　2003年6月，东方船厂的生产厂长(原天津新港船厂的厂长)有事去大连，陈通考就让王工代理了一段生产厂长的工作。2004年4月，监理合同到期，王工被聘为东方船厂的技术顾问，合同上写着“协助董事长管理船体质量和技术问题”。

　　2004年9月，老生产厂长因故离去，王工便接替了他的工作。王工没有向记者透露他的具体收入，据可靠消息称，王工的年薪在60万元左右。

　　“我每次从温州回到宜昌，别人总说我跟以前变了一个人，笑容多了。”

     南通焊工转战温台

　　瘦瘦的身形，头上扣着一顶破帽子，身上套着肮脏的牛仔衣或迷彩服，一双粗大的油腻腻的手套，因为长期下蹲而变得罗圈的双腿，即使你没有看到因为风吹日晒而粗糙黝黑的脸，即使他手里没有拿着电焊条，你也能猜出他的职业——焊工。

　　在夏天，进行船体内部焊接时，他们穿上这身衣服用以抵抗50摄氏度的高温。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时间为10个小时，薪酬每天70~120元不等。

　　在中国东南沿海所有的船厂里，焊工是员工的主体，他们来自于一个个施工队，施工队随着订单在海岸线上四处漂流。

　　现年37岁的张新华是南通人，从12岁那一年就成了这样的焊工，他跟着南通老乡在上海、大连漂泊。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他造过10万吨的巨轮，此后，“什么船都不放在眼里。”

　　15年打拼，张新华变成南通永发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老板，自己拥有一支400多人的劳工队伍。

　　南通滨江临海，造船起步较早，形成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在南通的乡间遍布扳金、焊接的技术培训学校，素有“扳焊之乡”的美誉。

　　张新华的队伍中60%是南通人，其中20多个技术精湛，他信得过的人担任领班或者管理财务。

　　2004年5月，南京新华船厂的两个万吨巨轮竣工在即，负责两艘船船体包工的张新华接到了朋友张国荣的电话，对方称温州长虹船厂刚刚接到订单，急需工人。

　　两人都是南通人，张国荣在温州金川船厂做监工。张新华于当月来到温州，看到乐清的海岸线上密布的船台，张新华惊呆了。

　　等待这支队伍的是两艘12000吨的集装箱船，张新华很快和长虹船厂老板张章新谈妥，每艘船劳务费188万元，按月结算，期限一年。

　　“这里的私人老板是一个人说了算，给钱利索，从不拖欠。这比其他地方船厂好多了。”

　　之后不久，张新华在南京的船厂中抽出80多人转战到了台州的胜海船厂，建造一艘8000吨的多用途船。他留在南京的劳工，只有在胜达船厂120余人。

　　一份南通经贸委的数据显示：南通常年在外造船的劳工有2万人，上海3000~4000人、大连1000人左右，其余则分散在东南沿海，近两年有向温台地区集中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