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现象：青领的青色生活

　　当他们走出乡村步入城市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注定徘徊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犹如城市天空中的候鸟。

　　“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从身份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家住在农村，人生活在城市。

　　然而，正是这些曾被漠视的农民工，以自身的实践，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轨迹以及社会流动的潜规则……

　　我们在界定白领、蓝领的同时，该怎样表述这一边缘群体呢？

　　于是，我们想到了“青领”。 青，介于蓝黄之间。蓝色代表劳动性质，黄色代表不曾彻底离开的土地。至于白色，则是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的梦……

　　策划：王渐 谭必友

　　文/捷杰 周文 张楠 吴伟红 蒋卫武 柴泉 张宣 余风

　　这是中国最独特的社会现象。

　　开疆拓土、建立庞大“乡土中国”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使命：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计划、最辉煌壮丽的城市化运动，注定属于中华民族。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他们既是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主体，也是这一变革的结果。

　　社会学眼光：城市天空的候鸟

　　文/捷杰

　　在经历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实验之后，中国自由小农经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不难想到：农民工的事，不那么简单。

　　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指出，在2001～2010年的1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继续扩大，估计可能达到1.6亿～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1662万人。

　　一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小康协会，2004年通过与农民工朋友们的直接接触、访谈，了解他们进城务工就业的现实困惑和难题，掌握第一手资料。郭维家教授在这份调查报告的“序言”里写道：

　　“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城市高楼大厦的工地上，他们忙碌地在脚架上砌墙，城市繁华的商业中心，他们来回地搬运着一袋袋的货物，大街小巷中，他们回收着生活的废品，千万个家庭里，他们照料着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为这个国家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构建着这个古老国度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是这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勇于改变生活和命运的精神，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在城市这个陌生而复杂的世界里，他们又开始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能否找到谋生的工作？夜晚在哪里安歇？能否按时拿到工资？劳动受伤之后能否得到赔偿？生病时能否得到及时的救治？明天是否会被解雇？孩子在哪里上学？更进一步地说：能否享有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所有这些问题都正在得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一届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

　　今年以来，东南沿海和浙江一些地方相继出现劳动力缺口达二三百万计的“民工荒”，据有关部门调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资待遇长期低下、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和用工不规范、劳动条件差等问题。

　　在2005年“两会”刚结束后，全国总工会呼吁，各级党政组织和社会各界，应当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度，着力解决农民工社会地位与政策待遇的矛盾，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青领”：城市的边缘人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小康协会所做的调查报告里这样表述农民工：“农民工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从身份上是农民，职业上是工人；家住在农村，人生活在城市。这一矛盾的名词是中国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典型产物。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户籍壁垒的限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使农民工处在当代社会一个相当矛盾又尴尬的位置上。他们处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中间地带；他们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而又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而正是这样一群的“边缘人”正在以他们自己的存在来填补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鸿沟，以他们的沉重负担为代价不断地减少和消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这也许正是中国农民工人一个重要的历史责任。

　　状态特点一：介于“生活者”与“生存者”之间。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动因是很多的，不限于生存理性选择了，也就是说，许多农村外出人口不是因为在农村已经无事可做或者生存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外出务工经商，是他们的生活选择，是他们追求生活的一项行动，甚至还是评判年轻人有无作为和出息的标志之一。

　　状态特点二：介于回归乡土与定居城市之间。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比新生代对现状的满意度高，而新生代更多地是对现状感到一般，与第一代相比，有更多的人感到不满意。相对来说，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来赚钱，尽管也有寂寞，但是只要能赚到钱，他们就觉得满足，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在家乡，赚到钱后回到家乡改善生活。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因为对现状有更多的不满意而表现出越想返回农村的意思或倾向；相反的，他们更希望继续留在城市务工经商。

　　但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也不可能完全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城市的交往圈子局限于他们内部。对他们来说，城市“门槛”将会越来越高：从就业角度来看，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对没有一定技术的新生代农村人口的需求则越来越低，对他们来说，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生活上，城市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生活成本越来越大，新生代农村人口越来越不能支撑这样的生活水平等等。

　　所以，尽管他们在努力融入城市社会，但是这样的努力能否实现他们定居城市的期望，还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少”。所以，他们在未来归属上，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用“彷徨”二字来表述比较恰当，他们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

　　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

　　从流动民工职业分层结构看，吸纳民工最多的职业是建筑业，占41.4%；其次是工业企业和机关、院校、医院等单位，分别占17.6%和14.0%；如果把在酒店、宾馆、招待所打工的民工和从事餐饮业、修理业、裁缝业的民工都归于服务业，那这部分民工的所占的比重就达到19.2%。如果按三次产业来划分的话，从事第三产业的民工占的比重最高。

　　社会学家李培林认为：农民工作为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和乡镇企业职工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从村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性中介阶层。流动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在其生活的当地农村属于中等偏上阶层，而在其打工的城市属于中等偏下阶层。

　　流动民工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评价，与其所在城市的居民相对比的时候，评价结果明显低于与家乡农民相对比时的评价。

　　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现实中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流动民工在总体上对自己的经济地位评价较低，可能是受到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流动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流动民工都遇到比一般更多的困难。尤其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他们从制度上和心理上从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巨大屏障。

　　较之内陆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大都市中的流动民工虽然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并不很差，但流动民工与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却明显地更为紧张。这一特点在首都北京表现得尤为明显。北京的城市居民往往把交通的拥挤、偷盗行为的增加、市容的不整洁和某些方面社会秩序的恶化与流动民工的进城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的谈论中对民工颇有微词。

　　“城市包围农村”：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现有5亿农业劳力、9亿农村人口，仅照顾20亿亩耕地，年均生产5亿吨粮食。依现有的技术条件，20亿亩地不需要9亿人，至多需要1亿人，甚至仅需要2000万农业劳动力。可以说，有9亿乡下人的社会不可能是富裕社会；有9亿乡下人的经济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分成9亿乡下人和4亿城里人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坚强的社会统一。

　　潘维，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讲授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课程，但10多年来他执著关注中国农村问题。

　　2004年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依靠农民高速推进城市化》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描绘了一幅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中国未来“城市包围农村”的发展战略。

　　潘维设想，在未来30年建造100座3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就是说，每个省大约每10年建设一座城市。城市建设不由国家投资，而由未来主人——农民，用他们的土地和6年的劳动建造而成。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农民最好、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把300万人组织起来在今天看来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00座大城的宏伟蓝图也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力。

　　潘维的这个构想发表后，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从国外发来的、要和他讨论“农民建大城”构想的邀请却源源不断。

　　他论述道，自1950年以来，中国痛苦地孕育城市化已经半个世纪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化不过是中国经济腾飞前的牛刀小试。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上半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城市中国”将从“乡村中国”中破茧而出，一跃成为全世界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的中心。

　　中国全局性的城市化可说才刚刚起步。中国有70%的人均生活在乡村，除开1亿必要的农村人口，尚有8亿人等待进入城市。这8亿人，加上以后30年里将要增加的2亿人，是未来“城市中国”的主体。如果仅仅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不可能发掘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力。看不起农民，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农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也不可能成功。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是城市化的主力军，是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在经历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实验之后，中国自由小农经济走到了其2400年历史的尽头。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知道我们国家欠了多少“城市账”。

　　“缺位”是历史现象，重要的是怎么做

　　“今天真如狄更斯所说：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不要简单把今天的一切浮躁都当成主流，然后趋之若鹜，那未必是真实的。稍微把浮躁的泡沫放在一边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稍微有点历史感，你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人让我跟别人说句话，我说：‘切忌浮躁。’”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感慨地说。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而城市人口仅占不到40%，60%的人口城市化，面临着3亿人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国情专家胡鞍钢称解决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1994年全国大约有40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3亿。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久。

　　他认为，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个阶段。红灯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从1984年到上个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农民进城实际上还有违当地政府的就业、居住等规则；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800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他表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这也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