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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劲
2005年2月20日，李学生为抢救两名儿童光荣牺牲。他的事迹感动中国，有关方面为他追授了一系列荣誉。某单位日前下发《决定》，追授李学生“全国杰出进城务工青年”荣誉称号，而此前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已经追授他“全省优秀外出务工人员”称号。但这让人产生出一个疑问：一个在鞋厂工作8年的“打工仔”，我们到底能够给他一个什么身份呢
？
“外出务工青年”显然是一个新名词。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约定俗成的规矩，那么若干年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个名词又代表哪一类人呢？是代表那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务工者”吗？如果是这样，眼下大多数工厂里就会有两类“务工者”，一类来自城市，另一类来自农村，问题是，这样区分有必要吗？
其实，这还是观念在作怪，多少含有一种下意识的对农民的歧视。在不少人眼里，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的农民是“打工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企转制，相当部分工人也成了“打工仔”，他们是不是也不能叫作“工人”呢？所以，“务工青年”这个词组，其与“青年工人”这个词组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感情色彩，如果硬要这么划分，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谐。
在规范的汉语词典中，并没有“务工”这个词，只有“务农”这一说，意思是做农活，由此引申，“务工”就是做工人的活，不过是农民做工人的活，言下之意，他们不是工人。还有，工人干活叫做劳动，而农民进城干工人的活则属于“劳务”，都含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实际上，劳动与劳务不只是字面的差异，其已经关乎到法律权利平等的问题。为了保护和规范公民的劳动权利，有专门的《劳动法》。但是，民工的劳动权利却由一些部门单独解释为“务工”，“务工”中发生的纠纷很少用《劳动法》解决，往往被纳入《民法》经济纠纷的范畴内，这也是不合适的。
当代中国，之所以有“务工”这个概念，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启动《劳动法》立法程序的时候，中国在经济体制的建设中，还没有意识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会发展得像现在这样快，对当时的民工大批进城，社会的主流舆论是采取批评态度的。那时，政府文件和主流媒体称民工的高频词是“盲流”，对策是“堵”，农民离乡要办务工证，到城市要办“暂住证”，对于使用民工较多的地方还要进行“清岗”。在堵不住、清不掉的情况下，为了和城镇的就业人口有所区别，把进城的农民工通通划在“务工”的概念里。劳动与劳务的身份差别是“二元结构”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产物。使用这样的概念去追授荣誉，一则并不合适，二则会误导舆论，甚至引发不和谐的社会因素。
《华南新闻》 (2005年04月07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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