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了十一年的我，与同辈人相比，职位、职称和待遇等都名列前茅。我每获得一个职务，每取得一项职称或者每调整一级工资，都是企业里最年轻的获得者。从科长、工区副主任、副总经济师到局长助理，分管了企业计划、统计、经营管理、公司承包、企业改革、财务、审计和资金管理等等，几乎每个岗位我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无论是年 龄，还是业绩，以及领导的信任，升上新的位置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然而。2001年2月，我毫不犹豫的地抛弃了某些人垂蜒欲滴的所谓地位和待遇，成为一个不再吃“皇梁”的自由人。

　　下面的一组故事，也许间接地说明一些问题。

　　一、冲突

　　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两年，我被任命为工程处经济科科长，这是一个负责工程处计划、统计、内外部预结算和经营管理的岗位。面对国有企业的某些陋习，年轻的我与许多部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之一：保卫科

　　工区的保卫工作按照企业的一贯做法，都是由保卫科招聘民工，组成临时保卫队伍，对工地的安全进行监控。在一次与民工的接触中，无意发现了临时保卫人员实际得到的工资比财务领出的要低，这引起了我对保卫科发放工资的怀疑。于是，我建议工区主任，将统一由保卫科长领取后发放工资，改为由登记在册的民工直接凭身份证到财务领取，实施这项行为的结果是，每个保卫人员都说，他们的工资比平时高出四分之一多。由此那位保卫科长在以后的岁月里时刻都不放过攻击我的机会。

　　冲突之二：调度和电工

　　在与一个分包队的结算中，发现这个队伍的电量消耗远远低于定额用量。于是我把主管现场的调度和电工找来，询问他们实际情况。根据解释，也许可能是电表坏了，也许可能是他们偷了电等等原因。而我只能叮嘱他们，对于这种情况不得在现场电量消耗验收单上签字，以利于在结算的谈判中，保护国家利益。看着这两位至少比我大20岁的老兄唯唯诺诺的保证照办，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没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周的结算会签中，这两位中国领导阶级的成员还是毫不犹豫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面对由此损失10多万元的情况，我终于火山爆发似的把调度和电工狠狠骂了一顿。但是面对两位不停承认错误的老职工，我又能奈其何？

　　冲突之三：施工队

　　按照工程局发放奖金的规定，三年合同工的奖金参照固定工的标准发放。出于工区成本管理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我发现施工队领导经常克扣民工工资的情况，我提出参照其他工区的做法，三年合同工的奖金改为按照固定工标准的一半发放。结果工区所属的三个施工队长马上就来找我，说这样民工都不干活，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我只好表态，如果队长们同意把施工队送到财务科的工资及奖金表公之于众的话，仍然向工区领导建议全额发放。一听我这个建议，所有的队长都立即表示：“不用不用，还是按照你的意见办吧！”

　　冲突之四：供应科

　　为了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我根据概算指标计算出了工程项目的主要材料消耗量。当这份资料送到供应科长手里的时候，这位工程局供应科长(现已判刑)的公子，以一种轻蔑的语气说：“这么少的材料量，能够完成施工吗？”最悲哀莫过于，当我反映供应科购买的材料价格奇高、数量很大之际，却得不到工区其他领导的支持，反而使那位供应科长的行为变本加厉。而我更成为阻碍大家发财的绊脚石。

　　二、谈判

　　1993年6月，我作为工程局特派员跟踪和承揽广东某大型电厂的土建工程。在已经确定三菱公司EPC总承包的情况下，国内十家一级施工企业进行了惨烈的撕杀。由于空间和成本的考虑，部分企业相继退出。1994年底，包括我们在内，有三家企业进入了三菱的短名单。此时由于项目立项未能及时跟上，三菱公司有足够的时间轮流对入围企业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三家公司最低价格仍然离三菱用所有参加投标企业的单项工程最低报价组成的标底相差6000万元。1996年上半年，精明的日本人甩开已经入围的三家企业，另外找了一个在湖南的中建×局进行谈判。在这个企业的“配合”下，三菱公司将那份已经降价6000万元的协议摆在了我和局长面前，明确表示只要接受这个价格，电厂土建工程就由我们承担。面对业主和总承包方不顾国际惯例，在招标后期同意其他企业介入的情况；面对国内建筑企业僧多粥少，自相残杀，互相出卖的局面；面对企业即将大面积窝工的现实，我们不得不签了城下之盟。

　　在担任电厂筹建项目副组长时期，为了使本已紧张的成本得到控制，除了撰写三万多字的项目经济分析资料以外，我只好在与分包商和材料供应商谈判的过程中，尽可能的降低材料和分包的成本。询价、谈判，再询价、再谈判。当价格谈到预期范围内时，根据判断我准备继续压价，使企业利益得到最大体现。这时有人和我打招呼：“某某领导已经表示，适可而止就行了。”而一批进口压型钢板的订货，更是导致了我和某些领导的矛盾。最终根据工程局的安排，我被调离了筹建小组。

　　三、改革

　　从担任工程局副总经济师开始，我就一直思考着国有施工企业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能够立于市场而不败？除去从纯施工型企业转型为投资施工行企业；到改善外部环境，加大经营范围等措施外，内部改革也必须相应配套进行。1997年，我兼任工程局体制改革小组副组长。着手在全局开展公司承包、竞争上岗和股份制改造等工作。

　　应该说，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干部员工，改革使企业能够重新焕发活力，长期发展和生存的意识还是有的。问题的关键是，当改革涉及到部分职工利益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本能就开始激发出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设置改革的障碍。最强烈的反应来自非生产部门。由于改革方案进行了企业全部买断工龄的设置，一些估计自己在买断工龄以后无法上岗的领导进行了激烈的反扑。出于对局长的畏惧，所有攻击改革方案的矛头直指向我。工会主席在外面扬言：“就是他要买断工龄的”。“工会是保障职工利益的，工会不能有下岗职工。”“就是他要进行学校承包，使我老婆当校长的时间推迟了半年。”学校校长则说：“你的减人增效，不如说是整人增效。”令人好笑的是，尽管他们强烈的反对改革，但是在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的时候，却毫不犹豫的对改革方案投了赞成票。人性的虚伪就此可见一斑。

　　四、组织

　　当我大学毕业离校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你是入党积极分子，一到单位党组织会找你谈话的。”在期盼了两年之后，工区的党支部书记才诧异我为什么没有写入党申请书？打开档案之后，才知道原来组织一直遗忘了一个对党苦苦追求的先进青年。按照组织规定，我必须重新进入考察期。于是在经受了全体干部和职工的考验之后，才能走进党的大门。

　　基于我的性格，要得到干部和职工一致好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我的升职之快，引起了部分人的嫉妒。这注定了我的入党道路十分坎坷。尽管能力、业绩有目共睹，尽管社会影响、学术水平众口皆碑。入党仍然成为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一直到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入党介绍人的情况下，终于了却了我追求十几年的心愿。在最后一次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我有不尊重老同志的缺点，我只有虚心接受。而事实的真相如下：

　　事例一：一位担任房管科副科长的老同志，与外面签定一个租赁土地合同的时候，居然在合同法人代表的位置上堂而皇之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被我在工程局ISO9000内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面对可能引起严重法律后果和经济影响的局面，我义正严词地对老同志进行了教育。并且嘱咐这样的错误今后不能再犯。

　　事例二：工程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在请求拨款的时候，向我递交了一份没有任何预算就确定项目造价的合同。结果被我拒绝接受，并要求重新审定预算，重签合同。当时这位经理一直口头表示：“对，对，应该这样。”没想到，一转身就变成了我不尊重老同志的案例。

　　非常令人费解的是，在同时讨论入党的会议上，讨论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讨论另外一个副总经济师是半个小时，而讨论一位工人只要十分钟。这让我真正感觉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含义。

　　由于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的突出，组织上拟提拨我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在干部处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人反映我说过：“我不入党又怎样？还不是照样当老总。”未经核实，那位记录意见的干部将这句话写进了档案。就是这句莫须有的言论，使我给上级领导的印象极差，尽管工程局领导屡次上报我的提拨资料，却迟迟得不到批复。当我向组织部长提出意见，要求组织上今后在核查事实后再记录档案的时候，我已经心泯退意，不敢再嗜望那些非专业干部在考察专业干部的过程中能够采取公正的态度。

　　五、离开

　　2001年春节一过，我向局长提出了离开工程局的要求，平日视我如兄弟般的局长，没有任何表示反对的意思，只是叮嘱我要找一个靠得住的单位，以免从企业离开后，陷入更加艰难的地步。

　　经常在局长身边工作，我虽然对这位大11岁的领导视如兄长，却对他在单位工作所得到的回报感到深深的悲哀。我们的企业是广东省电力系统最古老的企业，成立的日子甚至比电力集团公司还要早。几十年来，为了华南的电力建设工程，转战福建、广东。随着岁月的流逝，电厂的增多，企业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由于长期运行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以前的企业领导只着眼于自己在任时期的效益和稳定，对企业的发展战略根本就不理会。甚至出台了许多临时措施，以解决职工的困难，造成企业遗留问题十分之多。当工程局走入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全社会都通过各种措施，要求降低工程项目造价的时候，企业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接近1比1的比例，前任留下的债务、学校、医院和幼儿园等沉重的负担令工程局积重难返，难挽狂澜。在年终的财务结算中，面对报表出现的巨额利润，面对企业十分紧张的现金流量，我简直无法相信。但是仔细一分析，为退休职工、为职工房改、为偿还贷款、为偿还债务、为新增税费和社会保险等等，这一切如果不是项目上有巨额利润，根本就无法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企业后方需要的支出简直成了消化利润的无底洞。从此时开始，急流勇退的想法油然而生。而我们的局长，在主持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代表国家精打细算，减人增效，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想从职工角度考虑，尽量使全体职工的利益得到保护，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对于一个国有企业领导来说，这根本就是进退维谷、两厢为难的事情。仅仅是取消了一项企业自行制订的退休职工补贴，已经使得局长不下十次地向上级说明理由。而告状的信件，甚至直接寄到了政府最高领导。担任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个中的辛苦和劳累，没有经过实际的煎熬是无法体会出来的。

　　得益于平时在网上结交的朋友，也正好赶上互联网开始走下“神坛”，电子商务一定要结合传统行业才能走向正常的盈利模式，我被一个商务网站聘为副总裁。尽管在这之前，我还有更多的选择，包括某国有投资公司的财务总监和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等职务，但我始终对国有企业那种运行的机制感到深深的后怕。选择网络公司，除了有知心朋友的邀请，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职业转型的需要。眨眼之间，我就决定到北京定居了，使得我所工作的单位领导和职工非常惊讶！因为即使是在春节前，这也没有任何预兆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