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我以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的访问学者身份开始了在墨尔本大学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我非常奇怪的是这里“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异国风光和热情开朗的金发碧眼们虽然让我感触颇深，但却从未进入过我的梦境，我在澳大利亚十个月来，所有的梦都仍然是和家人与同事们在一起，我的单位正是我梦系魂绕的地方之一。

　　1981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去年出国。我们的校园的确有着传统“单 位”的一切外部特征：一个收发室，一个传达室，一个锅炉房，一段围墙，一个牌子等等。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求“单位”的功能向社会化和个性化转移，但我始终认为学校与企业之间变化的进程就象“龟兔赛跑”那样落差极大。学校的教师们至今仍然极为重视身份、职称、职务这些因素。但悄悄地，在改革的大潮下，教师们的个性还是逐渐得了到张扬，潜能也逐渐得到释放，那些对传统单位过份依赖的情形，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记得十年前每到蔬菜淡季时，工会的干部们就上蔬菜批发市场给大家采购来便宜的大葱，大蒜甚至白菜，萝卜供大家挑选，每逢年节前，各种肉类蛋类又被采购回来，大家热热闹闹称呀分呀，兴高彩烈！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搞活，人们不再需要单位去批发这些价廉质也低的生活必需品了，但是每到年节前总觉得还是有点“气氛”好，于是改做批发来成箱的烹调油或者洗发精等等。我们单位二十多年来没有改变的是分房政策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论资排辈还是集资建房，从公布分房名单第一榜开始，全体人员就会都兴奋起来，见了面就是：“你分哪儿了？”然后就要解释为什么挑这儿而不是哪儿，接着就是谁家装修有什么新招等等...这个热点会使大家很久都无法平静下来。

　　虽然奖勤罚懒，竞争上岗也被引入了我们校园，但我们部门十几年不变的依然是那带有家庭味的亲情：主任书记是我们的父母官，老师们之间情同兄弟姐妹。节假日我们带上家人一起去游玩，运动会，联欢会我们生龙活虎。有人在职称低聘后哭闹不满时，大家给予的是极大的同情与关爱，那和风细雨的劝慰与开导使得当事人更加依恋这个大家庭似的集体，也使得一些另有志向另谋了生路的人们能常回来看看。

　　我还清楚地记得十五年前我准备结婚时，单位的同事一人凑了一份钱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座钟(它至今还摆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十几年来一分不差地走着，而且我相信它会陪伴我们终生)，我和丈夫请大家吃了一顿我们亲手做的晚宴，还给各个处室送去了我们的喜糖。孩子出世后，大家轮流去探望我们，带来了小衣服和亲切的问候。再后来，孩子和工作使我和丈夫的矛盾不断出现，我的同事们成了我倾诉的最好对象，他们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我和丈夫吵的不可开交时，他们去帮我拉架...但是，我那没有隐私的家庭生活也引出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件。

　　那是上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系里调一个年轻人帮助户籍办公室清理户口。由于我丈夫的户口还和他父母的在一起，我家的户口本上就只有我和孩子这两页。可能这个年轻人也隐约听说我曾和丈夫大动干戈，于是她从户口上断定我已离婚，并悄悄告诉了大家伙儿。我丈夫那段时间正在医院日夜陪伴重病在身的父亲，刚会走路的孩子只好由我一人照理，夏日的傍晚是漫长的，我每天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后就带她在校园里玩耍。这一阶段里我感到了大家对我的“特殊关心”，同办公室的姐妹们还话中有话地劝慰我为了孩子也要好好过等等。直到有一天那个传给大家我已离婚的年轻人实在忍不住了，跑来问我：“你到底离没离婚？”我一头雾水地发问她：“谁告你我离婚了？”她说：“你户口本上没有他那一页呀！”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家最近和我不对劲。我又气又恼地向大家解释着这一切，大家却安慰我说：“我们没相信谣传，因为知道你没有瞒着我们的事，可人家说是户籍办公室的确切消息，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背着你争论不休呢！”后来我才知道连我们楼里看大门的阿姨都知道我离婚了，唯独我和丈夫孩子蒙在鼓里。尽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是愿意把家里的大事小情和同事们念叨念叨，大家互相安慰鼓励，分享着快乐和痛苦，就连烹调手艺，我们也要好好交流一番呢！

　　可能今后越来越快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会使我们的交流减少，越来越完善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服务会使学校的分房政策寿终正寝，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单位仍然像个大家庭，兄弟姐妹永远心连心，我盼望着早日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期待着重归那令我梦系魂绕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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