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是我工作三年来同事对我讲的最频繁的一句话。再按从高到低的次序来就是：孩子。房子和保险。在我即将走出这个单位步入一个新的开始时，我回顾自己这三年来收获最大的是什么，答案是我可以出一本《孕妇保健和育儿大全》，虽然我还只是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未婚女子。我们办公室有七个人，只有两个骨瘦如柴的男士 ，其余全是保养得很好的已婚女人，当然，我是例外。从我一脸稚气未脱地加入到这个群体直至现在，不断地有人怀孕生育，不断地增多着诲人不倦的过来之人，最后学生只剩下我一个。我手里头保存着她们留给我的给小孩做衣服的样版，0—3岁的都有，很齐全。我的朋友怀孕，我无意地开始告诫她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她惊诧道：你怎么这么有经验？！我才惊觉自己已进入角色，既而尴尬不已。

　　我用三年的时间领悟到：女犹怕入错行。虽然代价大了点，但还不算晚。我一想到一千多个日子我的生活就是看着别人的肚子鼓鼓瘪瘪就悔恨不已，外语学院熟练掌握一门生僻的语言也只不过四年，三年不说八九不离十，总也能口熟眼熟了吧。要是真能出本书倒也罢了，我敢说销量一定不错，可我怕出了书之后我会连看孩子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学的是服装设计，在毕业之即面临双向选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第一份工作都只是跳板，找不到合适的就“先锻炼几年”，人人嘴边上都挂这么一句话。学校和大人都过分地要求户口要落实，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能落实户口的是首选。我联系了一家工艺品公司，做外销室内鞋和玩具什么的。我和其貌不扬但口气很大的老总谈了一次就敲定下来，接下来我很是过了段安逸的日子，毕业设计是混混的，早就完成了，也没人管，想逛街就逛街想睡觉就睡觉，然后合张影吃顿饭哭一场拎着行李回老家。呆在家里穷吃海喝得过了一个多月，只身一人到另一个城市去报到了。

　　和我一批进去的应届生还有三个男孩子。单位未婚的不多，外地人也很少，所以没有宿舍。我们是第一批经过人才市场招聘的大学生，为以示重视，办公室主任把小区里一套大户给我们作宿舍，也因为只有我一个女孩，又要显示公平——主任对我解释说要为你的安全着想——所以就男女混住，一人一个房间，厨卫共用。类似现在的异性合租，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选择。刚开始大家还挺有新鲜感，当天就合买了锅灶碗筷开起了火仓，在家都是饭来张口的，第一顿饭简直就是乱了套了。厨房里人满为患，惊呼不断，碰到撞去，地上如鸭子上滩潮湿不堪。等到菜端上桌子终于能安慰一下已饿了几饿的肚子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到了早上，谁起得早，就把电饭锅一插，烧点花生绿豆粥下点元宵，陆陆续续地出来抢水龙头刷牙洗脸，匆匆吃完碗往桌上一扔，浩浩荡荡地往公司开去，笑声不断，很是抢眼。好景不长，弊端显露了。首先是经济问题：由于我晚上经常外出学习，所以一周的值日(包括买菜烧饭洗碗倒垃圾)就落空了，一来二去他们很有怨言，说我懒；又因为我们的钱都是放在一起的，平时吃用都用这笔基金，我不在但也照样要分摊，一来二去我心里也不平衡，最后就取消基金制，用多少算多少，虽然算起帐来麻烦点，但大家也都没意见。其次是习惯问题。一开始每人值日还可以尽职，渐渐的，男孩究竟是男孩，轮到他们的时候，垃圾堆在墙角的时间越来越长，发霉发臭；地上的灰尘积到泼一盆水上去都不能吸收，灰珠子乱滚；晚上的碗凌乱地堆在水池里，第二天吃早饭时谁要吃就谁洗一个碗出来……起初我看不过去就一个人做掉了，但他们的依赖性更加大，而且大男子思想根深蒂固，认为本来这些活就应该女孩干，他们能做这些已经是放下尊严了。我和他们一样的工作，还要学习，听到这样的话，真是失望得无言以对。于是也听之任之，管好自己的一块地方，其他再脏再乱我都视而不见。

　　我没有朋友，也没有能讲讲话的人，同住的男孩虽然是同龄人，但因为性别和性格的差异，都只能说些泛泛之谈。宿舍里没有电视电脑，一切娱乐都没有，生活简单到一吃完饭我就往房间里一钻，埋头看书，写日记或者听午夜电台来打发清寥的寂寞。他们呼朋唤友在客厅里大呼小叫地打牌，脏话连篇，激动起来拍桌子骂娘，深更半夜还不歇，几乎天天如此。我的窗外有两棵树，不是鲁迅写的两棵枣树，而是不成材的小区绿化最常见的那种树，稀落的枝叶，到了季节，会开满树的花儿。一棵花大，是粉红色的，一棵花小，是白色的，我在窗前看着它们一朵一朵地绽放又一朵一朵地凋谢，剩下一树绿色，最后又一片一片掉落，剩下枯干树枝，然后，真正的冬天来了。我妈来看我，送她回去的路上，阳光很灿烂，中午，有尘土的味道。我们默默地并肩走着，在车牌下，看车远远地开来，妈妈才说了句：别想那么多！蓝色的车门在我面前关紧，将妈和我隔成两个世界，将她远远地载走，远远地离开了我。那一刻，我的泪水才汹涌而出。妈妈能理解我的烦恼，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她只能劝我不要想太多，但对我来说，不想是不可能的。

　　真正工作起来才知道，这个环境真的是太糟糕了。公司管理混乱，老总和几个女人关系不清不楚，吃闲饭的人受嘉奖，闷头做的人挨批评。在一次公司征集合理化建议时，有人写了首打油诗：“三楼死做，二楼工作，一楼闲坐；一张嘴，一杯茶，两张报纸八小时；上班不到下班不走……”这个人就是我们瘦得可怜的部门经理，当然这份建议没有交上去，但作为中层管理人员能说出这样的话，公司前景也可见一斑了。我们虽然是在设计部门，但从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整天闭门造车，将学校里的一点底子吃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毫无创意，并且不需要你有创意，只要把老样品翻翻新即可。工作方式类似作坊式的老化，也没人要求改进；视野狭窄，话题也狭窄。再加上我厌恶透了这种工作，我非常想从事文学写作，这才明白这块跳板与我想去的海洋离得太远了，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入错行的无奈在噬咬我，而我在拿着还算可以的薪水，这就是我妈说的“别想那么多”，因为做人还是要实际些，物质最重要。然而我的梦呢？现实中没有它的位置了吗？

　　虽然我的宿舍生活如此令人失望，但比起别人租房，我们还有点优越感。没有想到，连这样的日子都没有维持长久。一天下班，主任拿了张通知，往我面前一放，说了声对不起啦就腆着肥肚走了。我眼花缭乱地看了两遍，才看清这个通知的意思是因为那套房子要分给他人，所以我们几人必须在半月之内搬出，住房自行解决。气愤也罢申诉也罢，总之在期限临近和主任催促的铁青面孔面前，我们只能妥协，乖乖地租了房子将自己的破烂家什拖进去。父母心疼我，想既然去租房还不如买房，于是看地段看房产广告又成了我家一个时期内的大事。

　　因为必然的原因，这个公司从去年开始走下坡路，今年更是跌入低谷，不要说奖金了，工资都要开始扣了。真正的老板是从不露面的香港人，投点资金在国内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老总只是中方的管理人员，虽然我和他的第一面他口气大得令我怦然心动，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时代造就了他，当年凭着一身胆闯出一条路。我并不是文凭论者，也不是鄙夷高中生，但如果高中生能成功开创一个企业，而要管理好这个企业并不断发展，这就需要超过高中水平的知识了。我们公司九十年代走过了企业短暂的高峰期后，随着欧洲市场的疲软和产品的老化，订单骤减。老总见势不妙，先在外面自己开了家外贸公司，这样我们公司的材料进购又要经过他公司这一道，成本增高，更是雪上加霜了。在笈笈可危之时，老总召集几个他认为有眼光的人组成“五年发展计划编写小组”，我也是其中一个。从今年3月份，每个星期天开半天会，一直开到7月初。会议上几人讨论些存在的问题，再讲些有道理的空话，有时讲讲话题就会跑到昨晚放的电视剧，吕不韦和秦始皇到底怎么样……十几次会开下来，要正式开始立提纲了，也要有所交待啊，比人大都长的会都开了些什么呀，才发现脑子里空空，没有实在的东西。本来就是，连老总自己都在过河拆桥，却还要谈什么五年发展，这不是件很可笑的事吗？我倒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有点可惜自己浪费了这么多休息时间，还不如睡睡觉呢。分房子、分手机，能捞的人都捞了，将之瓜分一空，再作些表面努力，我想这个公司也可以冠冕堂皇地结束了。

　　我的合同快要到期，单位还想续签，但我不能将青春再这样荒废，我去了一家杂志社，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活，对于我来说，钱多不多已是次要，关键只要是有新的开始就好。随着新来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离去，最终剩下的还是那批老家伙，单位又恢复了死气沉沉。像我这种新生血液，在染上众多陈俗陋习之后，趁好歹还存有点冲劲时，赶快走吧，不然我唯一的出路就真的只有坐在家里写育儿大全了。

　　走的那一天，跟往常没什么两样。我的骨瘦如柴、丰腴润泽的男女同事们都略带伤感地看着我，因为我实现了他们在若干年前的愿望，而他们就像辛克莱·路易斯在《大街》里描写的那样染上了乡村病毒，无法挽救了。一个同事从自家菜园里摘了一包菜，新鲜的黄瓜和空菜，装在红色塑料袋里，让我一定带回去。就这样，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手，只带走一包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