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雪

　　我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四年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西装革履,雄辩四方的大律师。可毕业时却分配到打假治劣的经济检查大队，它是工商局的下属机构。

　　工商局是政府部门中管得最宽的一个行政执法部门。小到补只皮鞋卖棵葱，大到生产电视搞跨国经营，只要你干赚钱的行当，都要到工商部门来报到。就算你什么生意都不做，老老实实地上班，舒舒服服地退休，你还是要为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找工商局，为手上的短斤少两蔬菜找市管干部。所以，刚参加工作的头几个月，我不管有事没事，总爱把工商制服穿上，叉着腰在街上晃来荡去，用严肃的面孔迎接沿街小贩们敬畏的目光。

　　但经济检查大队却不管小商小贩。他们属工商所管。经检队的工作，按大队长的话讲，是工商局的饿拳头，是全局的盖面菜。政府赋予工商部门的职责是“六管一打”。经检队就是这个“打”。听起来的确很神气。但当时经检大队刚组建不久，街边办公的平房就象个村干部活动室。局里发下来的只是三辆摩托车和一个公章。军人出身的大队长大发感慨：“违法人员都是小汽车加对讲机(那时还没有手机)，作案工具高度现代化。而我们一无手枪二无手铐，全凭两只拳头一张嘴，怎么办案呢？”

　　当然，说归说，真有案子，全队没有一个人不演义参加。我虽然在大队搞内勤工作，但一有案情，总是主动请缨。队长在我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几次后，终于答应我加入这次行动。

　　“行动”这两个字把老母亲吓得一夜未合眼。其实也就是到火车站去捉两个假酒贩子。幸好她老人家没有看见我裤包里还揣了把大号螺丝刀，否则绝对认为我是去打群架而不是去“行动”。

　　带螺丝刀是组长的提醒，他看到我兴奋不已的神态，拍拍我瘦骨嶙峋的脊背，漫不经心地说，你还是带个家伙好点。然后掀开衣服给我看了插在腰上的军用匕首。这是他打越南的光荣纪念。可我却没有这样漂亮的家伙。在家里厨房转来转去，拿着老母亲切肉的菜刀，想象着迎面拦住假酒贩子，高举菜刀，大喝一声：“不许动！东西留下，举起手来。“这形象不太象英勇神武的工商干部，倒象一个拦路抢劫的歹徒，更何况菜刀又无法神气地别在腰上。但其他的水果刀太短、铅笔刀太小，握在手上对着穿衣镜凶神恶煞地挥舞，连我自己都觉得一点不可怕，更何况是无吓唬走南闯北的违法人员了。因此，螺丝刀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

　　举报人称，假酒贩子准备搭乘去兰州的火车，川酒在那里很畅销。又说这件事可能与火车站某人有瓜葛，叫我们注意保密。于是我们在离站一公里远就下了摩托车，从侧面绕进车站。我是平生第一次没买车票就进站台，见到铁路职工，总有逃票旅客的负罪感。摸摸裤包里的螺丝刀，心里又踏实许多。

　　我们来得太早，组长说不要在站台上来回走动，以免暴露目标。组长当过侦察连长，隐蔽侦察是他的饿专业。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洼坑里埋伏起来。这个位置的确很好。既可监视进站上车的来往旅客，又可在紧急情况下撤出车站。我潜伏在一个还有些许雨水的坑地里。夏夜的蚊虫满脖子钻，旅客扔的废弃物经水一泡，恶心得想吐。便不断用邱少云的英雄事迹鼓励自己。可裤包里的饿大号螺丝刀戳在大腿上难以忍受，于是埋伏的姿势很不合军事要求。远远看去如一正在撒尿的大黄狗。组长盯着我翘得天高的屁股，轻蔑地说：“我能在100米远把你的屁股打成开花馒头。”

　　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从背后包抄过来，是车站巡逻值勤的民警。见我们几个鬼鬼祟祟地藏在坑里，以为逮到了一群沿路抢劫的车匪路霸。因而威严地用手铐指着我们的鼻子要我们滚上去。一会儿，民警们就抽着组长的五牌烟撤离了。那烟组长平时舍不得抽，只偷偷摸摸给队领导发，今晚索性给我们一人一支。

　　刚吸两口，就听谁说：“有情况！”

　　果然见两个背着两只硕大无比的竹背篓，艰难地在开往兰州的列车门边挤。我正在心疼扔掉的烟，见我的队友们如豹子一样猛扑上去。那两个人一见势头不对，扔下背篓，如兔子般消失在人群中。组长大声叫我跟他冲上列车抓人。我使出吃奶的劲，穿过拥挤的旅客钻进车厢。还未看清楚密密的人头，就被一个高大的列车员抓住，叫我出示车票。证件还没摸出来，他已把我推下了列车。我望着严肃而忙碌的列车员叹了口气。只好老老实实在站台上守着那两只大背篓。

　　背篓上面撒了一层碧绿的豌豆尖，下面果然是两箱假五粮液。列车开走了。队友们陆续回来了，但没有抓到那两个假酒贩子，因而顺藤摸瓜捣毁制假窝点的计划未实现。但组长还是挺高兴，把假酒上面的豌豆尖当成战利品分给大家。只有一个队员没有分到，他在车上检查太认真，以至于列车开动了还未下来，只好在下一站顺铁路返回来。

　　敲开家门已是半夜时分，老母亲看到我拎着一袋嫩嫩的豆尖，胸前挂着埋伏时沾上的榨菜丝辣椒皮，就夸我说：“工作了，终于知道材米油盐来之不易，吃火锅剩下的菜还知道带回家。”我把菜一放，充满自豪地说：这是今晚的加班费！鉴于第一次的教训，我们在第二次行动前主动请求公安部门协助。他们很爽快地派来两位精明强干的刑警，带上令我们很眼红的手枪手铐对讲机，并很内行的建议我们去银行借钓假酒贩子用的现金。但银行却一点也不爽快，当我们委婉地提出请求时，大权在握的经理们异口同声地反对，没有一丝商量的意思，就象我们是一群与虎谋皮的豺狼。这使得我们全队人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心急火燎地造“假钱”。

　　当家家户户的挂历都变成钞票大小的硬纸，夹在百元大钞中间，齐齐地放进密码箱时，每个人都涌出了一种提着箱子走街串巷当大款的欲望。但提箱子的权利属于组长。大队长武断地认为他的脸型象一个老板。

　　从组长与假酒贩子搭上线开始，大家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生怕他伪装得不象，大队长也特许他买瓶摩丝报帐。也就是从那时起，组长养成了每天梳摩丝大背头，举手投足作老板状的习惯，以至于局里其他许多科室一直固执地认为经检工作是个油汪汪的肥缺而哭着闹着要往里调。但在当时，我们只觉得组长装扮得十分蹩脚，漏洞百出。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组长却成功地取得了假酒贩子的信任，约定晚上交钱提货。

　　在大队长的精心安排下，组长与一位怀藏对讲机的警察先行出发了。望着他们在黑暗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旁边的警察安慰我说：“放心吧，老弟，与你们组长同去的那个警察是个散打好手，比这险恶十倍的场面都见经历过，何况还有我们呢。”

　　一会儿，对讲机送出了消息：鱼儿上钩了，要我们紧跟汽车找老巢。我们三辆侧三轮摩托车同时加大油门，死死咬住目标不放。那个时候，城里的车辆很少，还没有出租车。深夜的街道空旷无人，只有我们的摩托发出牛一般的吼叫声。消息又传出来：假酒贩子有些警惕，叫我们放弃跟踪，等候通知。的确，侧三轮摩托车是执法人员的标志，我们早就估计到这一点，却无能为力。大队连茶叶都没钱买，更别说拿几百元钱去租汽车了。于是，大家只有藏进厚厚的黑暗里，在初冬的夜风中瑟瑟发抖，用一明一暗的烟火，温暖已僵硬的手指。

　　终于等到了交货的消息，却要我们马上找一辆军车作货运车辆，这简直比叫我们去银行借钱还困难。在我们连连叹气，绝望地准备鸣锣收兵时，大队长却满面春风地从黑暗中变出一辆军用解放。原来他有个在军分区当后勤科长的铁杆战友，深更半夜硬是把别人从被窝里拖出来，连哄带骗地借出一辆军车。后来才知道，当时组长在冒充老板时，吹牛吹过了头，说自己是某司令的儿子，酒是用军车直接运走，绝对没有危险。当假酒贩子终于认为是在与一个腐败的高干子弟做生意而同意用军车去拉货时，组长却傻了眼。后来这件案子结束了好几天，大队长还在威胁组长，要扣他的工资给铁杆战友付车费，以免战友的老婆见了他就翻白眼。

　　我们在警察对讲机的指挥下，终于找到了交货地点。由于路上一辆摩托爆胎，一辆电池瓶颠掉，等我们赶到这个偏僻的小酒厂时，假酒装箱已经结束，几个人爬上爬下地在军用卡车上捆扎，要是我们再晚到十分钟，组长就再也找不出理由拒绝对方数钱了。当一叠叠花花绿绿的日历露馅后，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组长今天的摩丝大背头。警察当机立断点火：“哥们，准备好，一个也不让跑掉。”说着拔出了手枪。黑黑的枪管在微弱的灯光下闪着蓝蓝的幽光。我紧张得牙床打颤，两手拼命按也掩盖不住格格格的齿尖撞击声。警察又摸出一副叮当作响的手铐问我会不会用。我咬紧牙关，使劲点头。手铐冰凉的钢铁感从手心传遍全身。我不再紧张，第一个冲到汽车旁，将手铐熟练地戴在一个上窜下跳的家伙的手上，并在警察的饿提示下从他腰间搜出一把匕首。当我看清楚这把熟悉的军用匕首时，假酒之战已告结束。唯一例外的是，开军车的士兵猛地从车里跳出来，提起摇把与我们拼命。原来睡眼朦胧的铁杆战友没有给这个小战士交代清楚，憨厚的饿战士只道是给后勤拉给养，所以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国家财产。

　　前后不到两分钟，包括组长在内，我们一共抓了八个人。比较不幸的是，锁组长的手铐钥匙我不知何时弄掉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情绪，如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男主角，双手在胸前齐上齐下，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他说：“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象迷路的孩子突然看见了亲娘。”他握着我的手，眼睛里竟然冒出了一粒亮亮的泪珠。

　　这一仗干净漂亮彻底。我们扣押了约十吨的假五粮液，上万套各类假酒商标、装潢等，并顺藤摸瓜挖出一个假酒集团。这案子惊动了市委市政府，各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组长的摩丝大背头在频频闪烁的新闻灯下神采奕奕，大队长不失时机地向上级领导打报告，要求添置办案设施。

　　慢慢地，经检大队就有了面包车、越野车、照相机、摄象机。当装备优良的经检卫士们在漂亮的新工商大楼频繁出入时，我因工作需要调离了经检队。但查假酒的日日夜夜，却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回旋出一方温馨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