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天的财富全球论坛刚刚落幕。700多位经济界翘楚和1300多家媒体的记者带着各自的收获离开了美丽繁荣的香江。参加的企业有什么收获？他们怎么看《财富》论坛？对于大多数没去参加的企业，《财富》论坛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在论坛结束的10日晚上，我们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参加会议的“新一代”，在会场之外，我们《财富周刊》用我们习惯的“财富沙龙”的做法，邀请了几位“珠三角新一代”企业家和学者、策划家坐在一起，场内场外看《财富》。

　　嘉宾：段永平，广东步步高电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38岁。95年创立步步高电子公司。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亚洲20位商界与金融业新世纪行业领袖。”。

　　杨伟强，TCL[微博]集团董事，TCL信息产业集团副总经理、TCL电脑公司总经理。33岁。95年是TCL销售公司河南市场一名普通业务员。过去两年内，在他的领导下，TCL电脑取得国内品牌第四、家用品牌第二名的业绩。

　　王志纲：著名策划人。

　　王(王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著有《广东人与广东经济》等。

　　一：微妙的通道：香港《财富》论坛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记者：以“亚洲新一代”为主题的《财富》论坛，在香港合上大幕，这是继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之后，《财富》论坛第二次在中国闪亮登场，对比两个中国这两个“超级会议”，这次传递了什么更微妙的信息？

　　王君：当今世界有两个大趋势，一个是全球化，是WTO；一个是区域集团化，是欧盟、泛美自由贸易区；上海《财富》论坛是一个全球化的论题，而香港《财富》论坛，则是一个区域化论题。但亚洲没有形成很强的区域性合作。比如，这次论坛有一个现象：除了泰国的总理，为什么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来？这反映了亚洲分散的结构。目前的亚洲区域合作的几个点：东盟组织形成一定结构、粤港澳是一个经济圈、东北亚则更松散。

　　亚洲在走全球化的道路，但区域集团化的道路怎样走？很微妙。日本很强势时，谈雁形结构，日本是雁头，随后是四小龙，是中国。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是衰退的10年，就不提了。中国的变化巨大，现在究竟起一个什么作用？是一个什么角色？所以，这么强的高官队伍，向世界、向亚洲显示经济路线不变，展示市场空间更大。中国领导人看中WTO，也特别强调亚洲要发展，中国要发展，但如何与亚洲其他地区合作？所以，戴相龙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亚洲其他地区形成竞争、对抗。

　　另一个是政治格局的问题。现在，跨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力对于东道国和投资国都相当大。美国在强势下，对中国沿海线的封锁，美国搞泛美自由贸易区，把自己的家搞稳定，就把战线推到亚洲。中国领导人很高明，重点吸引大企业。通过大企业来影响、推动其他方面的合作。

　　王志纲：有三个层次的东西。其一，香港是一个微妙的地方，最能显示一国两制成就；其二，《财富》在4、5年前，写过“香港已死”，那么现在开论坛，潜在的否认原来的论点；其三，中美关系非常微妙，需要借助第三种力量传递信息，中国高层参加这个论坛，意义比较实际。

　　二：去《财富》“赶集”：不去《财富》的理由

　　记者：去了财富论坛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不去的还是大多数，那么，你们这些珠三角的企业家和学者怎么看待财富论坛这个现象，为什么没去参加？

　　王志纲：财富论坛好比一个现代的超级骡马大会，每个参与的人都有所图。像《财富》杂志这样掌握信息的最愿意扮演的角色是搭台给人唱戏，而企业家要获取关注，各有所图。世界上现在每年有两个论坛这样的集可赶。一个是每年最后7天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可以说是一个固定集，另一个就是财富论坛，因为时间地点不固定，它可以说是一个流动集，而参加论坛的人赶的都是“信息场”，而且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比方达沃斯有一句名言：你一年到头找不到的人，几分钟内就可以在达沃斯的餐厅或者某个地方碰到，所以政客愿意来，企业家也是如此，对媒体来说也可以一网打尽，所以说对于各方来说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段永平：我去财富论坛做什么、能得到什么很难说，但我想了解的东西，从网上很快就可以知道，参加论坛的这些企业家的活动也是如此，我去了反而有些事还不知道了。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语言沟通问题，简单的沟通还可以做到，但深层次的交流不可能。去的企业要么就是确实具有很强实力的，要么就是想证明自己是实力很强的。我们不是不需要注意力，但不知道能得到什么所以没去，当然这样不一定对。

　　杨伟强：我也是一样的道理，去干什么、能从那里得到什么？但每年1月份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ES电子展和11月份在汉诺威举行的CEBIT两个展览我们是一定会去的，因为在那里能了解产业趋势，也能见到所有想见的人。

　　财富论坛更多的是对今后大范围的市场发展趋势、经济形势做出判断，这对那些国际性的大公司来说，确实很关键。就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也非常关心国内市场发展趋势、经济形势一样。和财富论坛相比，CES和CEBIT更落到实处，更具体。

　　段永平：财富论坛更务虚，两者比较来说，财富论坛关心的是20年以后的事，而CES和CEBIT反映的是20天以后的事，而20天以后的市场情况对我们这些企业更具有实际意义。所以行内很多人也会约好在那里见面。

　　我们对评多少强也不感兴趣，国内电子百强我们没参选，也没有人找我们来参加这样的评选，就是找了我们也不想去。

　　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宣传激发了企业浮躁的情绪，比如企业真正的致富是需要20年的，但一个人一个企业20年富了，没人去宣传，相反一个人中了六合彩这样偶然的事情，却被大肆宣传。某个企业本来发展很平稳，准备在50年内做到500强，但那种浮躁情绪上来，把步伐调整到20年，这样你很快就出差错。就好比开车一样，开得好好的，突然要加速，油门踩到底，但第一次冲过去了，第二次第三次就未必，总有出事的时候。因为企业的发展已经不是正常速度。当然做企业也不能完全求安全平稳，最稳当的办法是停着不动，那样当然也死了。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把速度把握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就是要有平常心。

　　三：“新一代”的画像

　　记者：那么，在你们心目中，亚洲新一代是什么样的概念？

　　王君：有两个角度，其一，“代”在经济学上以25年来算，在这个意义上是新的世纪要求有什么样的新人出现？其二，与90年代的知识经济结合起来。用谁创造财富，而不是谁分配财富？高素质，利用科技来获取财富。

　　为什么是亚洲新一代，而不是全球新一代？这与本地的特点相关。东亚、东南亚、印度，文化上以家庭为主，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离不开家的概念。走向新一代？是不是与美国的模式完全一致。不一定，路径依赖。李嘉诚那里不就装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

　　亚洲国家要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能够创业、创新。美国是一个吸收中心，高新技术人才都认为是在美国实现价值。创造一个制度环境，吸引他们在本地创新、创业，把创业基础放在亚洲本国内。

　　段永平：新一代，我个人看，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起来，你有前途，但你还早着呢？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很刻苦、很努力。不要让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杨伟强：新一代，指两个层次，一个是崛起的国家和城市；一个是精英群体。

　　四：珠三角“新一代”根何在？

　　记者：回到珠三角的版图上，在20年的大潮汹涌之后，终于面临新的尴尬，其中一个相当大的标志是，作为民营企业的大本营，珠三角没有进入民企10强的企业，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发源地，珠三角没有进入零售10强的企业，而在产业上，有人诘问：珠三角这个大名鼎鼎的世界装配中心，还能走多远？在制度创新上，作为中国的新兴经济力量，浙江温州模式以其根本意义上的资本人格化出身而越来越受到市场和舆论的肯定，苏南也由以前的乡镇企业进入大规模股份改制时期，而混合乡镇企业和家族制私企的珠三角，在制度变革上又在哪个阶段上？珠三角在新的中国与世界竞争浪潮的双重冲击中，又要期待怎样的新一代横空出世？

　　王君：有相当的典型案例，显现先来者安逸，后来者拼搏的现象。比如，马来西亚人与华人的例子，在美国的广东人与其他地区华人的例子，在广东的广东人与外来人的例子。珠三角发展20年，老一代洗脚上田，创造了财富，还有创造财富的惯性。有没有持续的能力，看后一代人的动力。但新一代人，他的动力就不大了。因为，老一代人留下房子、票子、车子等如此多的遗产。

　　那么，汹涌而入的外部人力资源能否冲击这个格局？不是猛龙不过江！结果，外部人进来形成很强的竞争，使本地人学习提高，与外来者形成竞争与融合的局面。但要给外来人力资源加入一个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产业上，珠三角企业能不能成为新一代？关键是能不能把握方向，把握技术创新的潮流？以模仿为主的制造业中心，机会越来越少，那么，通过什么吸引人才？制造业能否装上资本市场这个盘子？这些理不顺，突然出现新的企业家也不可能。

　　在地方政府这个层次，珠三角一些地区，限制“外来人”，有“外来人”可利用，不可重用的观念。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阶层，谁代表它的利益？政府是本地人，企业是本地人，敢玩吗？要创造平等的环境。

　　在企业制度创新上，一些大的企业，产权关系比以前清晰，但能否产生激励？“外来人”能有什么位置？一些地方政府对“外来人”的限制，造成恶性循环，在你的政策环境下，我必然选择是短期行为，那么，你也不敢放权给我。大家就互相不信任。

　　再有一个问题，珠三角企业究竟有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成千上万低成本劳力的大量流入，不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赚钱，他搞技术创新？！

　　不克服这些，珠三角要变成一个创新中心，在相当一个时段内，不可能产生。

　　王志纲：新一代，可以从他们两个身上，挖一挖。中国市场经济20年，珠三角是一个摇篮。从蝌蚪到青蛙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第一阶段是广东土著出来的。那时，北佬是打工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为珠三角农民洗脚上田而歌颂、赞美他们。最后，发现我错了。当这些人成为主流社会人以后，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多少年形成的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们要花很大精力来调整、改变它；另外，珠三角原始积累成功的企业家，北佬再优秀只是量上的差别，你是打工的。

　　80年代，有一种“星期六工程师”，周末派奔驰车到广州，把工程师接出来，吃几顿饭，把脑袋里的东西掏出来，走的时候再带几袋咸鱼干，再好的送个红包。哎呀，知识分子，草根啊，终于有外水了。荒唐的是老板觉得非常对得起你了！这个过程终于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段永平从小霸王出走的事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转型点。不在于道德、是非的争论。因为，老板没有错，阿段啊，我非常对得起你了。我给你奔驰车，给你高薪，还给你分红，到极限了！骨子里，你不是打工的吗？！讲新一代就讲这个，因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世界已进入一个才智时代，而非财富时代。资本要不要？要！但光凭它，你跳不起舞来。职业经理人阶层，真正的企业家崛起了。他们能够做产品，能够做市场，能够做企业，能够做产业。此消彼长，开始洗牌了。第二，有市场掌控能力的人以智获财，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96年，段永平揣着兄弟们的钱搞标王。当时是七上八下的。但几年时间就成功了。这教育了土生土长的第一代企业家，于是开始出现改制问题、让出经营权的问题等等。物质的力量只能由物质来摧毁。

　　讲新一代，段永平和杨伟强就象八路军与解放军，对于后者的快速成长，是大环境发生大变化，以前段们拼老命想获得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是前提条件。

　　段永平：要建立一种机制。当时，因为没有这个机制，和老板不太敢建立这个机制，才选择离开。而今天，建立这个机制后，我们的高层管理人员非常稳定。

　　杨伟强：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没有对与错。段永平选择的是创业，我是在TCL的气氛中找到了做事业的感觉。这涉及对评价体系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知识、对价值的认识。通过创业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企业人和通过职业成为相对高层的经理人，有各自不同的轨迹。

　　我不认为当时的体制和现在的体制根本差到哪里？！这里有价值的获得，有工作的氛围。机制是很概念性的东西。当时，段永平获得的，今天我们还未必能得到。这是一种分配形式的机制。

　　本报记者 袁卫东 孙玉红 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