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准入拦住民企

　　摊位奇货育出黑市

　　入场国企当起倒爷

　　场外交易狂拉订单

　　最近参加浙江省绍兴县自营出口企业(清一色民营企业)座谈会。谈着谈着，会议“跑题”，十几位刚刚参加完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老板，像事先约定似的，纷纷倾诉在广州所遭遇的痛苦与无奈，直言抨击广交会上的种种“黑幕”……

　　据了解，绍兴县现有外贸自营出口企业近200家，县里使出“吃奶”的力气，才争取到5个广交会摊位。可报名登记时，有200多家企业和商号到县外贸局要求参加。实在是因为“僧多粥少”，尽管经反复做“思想工作”，最后仍有100多家企业非得自己去广州碰碰运气。

　　这个县的无奈并非是个案。从《浙江日报》的报道看，绍兴县的难题还不够典型。在五金之乡———永康市，要求参加广交会的民营企业和商号有1000多家，最后经镇、市两级政府筛选去了400来家。可带队的政府官员心里明白，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绝大多数最后进不了场，只是人家民企老板的热情那么高，说啥也不能泼他们的冷水。

　　绍兴县外贸局的领导说，早些年的广交会是各级国有外贸公司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盛会。现在，政策虽已不公开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障碍，但有限的摊位早已为“国字号”占满。表面看，交易是市场化的，可由于摊位仍由外贸行政管理部门层层计划审批，致使一部分“国字号”“占着茅坑不拉屎”，而那些有好产品、急于寻找客户的民企却不得其门而入。说到底，是“计划”无形中设置起了一道不是门槛的门槛。

　　浙江联华制衣的老总说起这事特别恼火。都说广交会上摊位紧缺，可场馆外倒卖摊位的“黄牛”多于广州火车站的票贩子。多花十几万元“买”到摊位，也不让你顺着心做生意。场馆内的“便衣”好像事先就知道你的摊位姓“黑”，跟脚就来查处你，驱逐出场、摊位没收，不容商量。可奇怪的是，被没收的摊位转眼间就有新“买主”入场，接着再被驱逐出场……为期半个来月的广交会开下来，同一个“黑”摊位就被“倒卖”好几轮。

　　“计划”分配摊位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摊位，也就为摊位的人为紧张埋下了伏笔。于是，专为场外企业寻找客户的“红娘”大行其道。“广州的地下‘经纪人’真绝了。”一家做出口床上用品的民企老板感叹道。他在广州前后住了6天，接待地下“经纪人”11位。出3000元到5000元，人家就帮你约外商见面。做成生意，再按成交额的0.5%到1%抽取佣金(要支付美元)。这位民企老板还真通过这个办法，接到了两单37万美元的生意。他还披露，浙江乃至各地去的民企老板，不少人都是通过场外“交易”拿到订单的。

　　民企老板们还在广交会上长了另一种“见识”。他们发现，许多场内的省级国有外贸公司，并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可供交易。他们摊位上摆的产品，都是从场外民企手中“收购”来的样品。民企的样品上国有外贸的摊位陈列一点儿不困难，只要答应对方两个条件：其一，每类产品每天支付数千元至上万元的“陈列费”。其二，一旦生意成交，交易额计入人家外贸公司账单。换句话说，你的这宗交易合同由该国有外贸公司代为“履行”———白让人挣一笔“代理费”。

　　浙江那些挤破头也想进入广交会的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原本有许多已经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如果有一个开放式、市场化的外贸交易平台，他们理应面对面与外商直接交易。只是“计划”的交易体制愣是活生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贸易权”。呜呼，为了做成生意，就让那些国有的“二道贩子”宰一刀吧！

　　谈到广交会的种种“黑幕”，身临其境的民企老总感慨不已。广交会每年春秋各举办一届，自1957年起一直没有中断。

　　在“计划”年代，外贸只能由官办外贸公司独家垄断，这样的组织形式倒也顺理成章。问题是，这些年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成分越来越大，而广交会的“计划”属性却始终未予改革。体制的僵化导致了市场的失衡，最后导致交易“变味”。

　　供需失衡———广交会奇货可居。许多民企老总呼吁，取消不让各地方按市场规律办会展的“会禁”。拿浙江来说，把西湖博览会办成“浙江广交会”的要求就十分迫切。绍兴县外贸部门的同志做过测算，如果能破除“会禁”，允许民企就近“入会”交易，这个县的自营外贸出口在现有条件下翻一番(年成交10亿美元)不成问题。(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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