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悦 6月23日，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将在北京紫禁城举办广场音乐会。据说，这场“三高”音乐会是迄今为止由国内文化企业运作的最大的演出项目。

　　演出当晚，紫禁城内，从午门至端门为主表演区，容纳2万名观众；端门至天安门间是分会场，装有大屏幕，再容纳2万多名观众，如果在中山公园和太庙前加设分会场，那么现场观众总数可以达到10万人。如果算上全球转播的话，那么观看这一场表演的总人数将达到33.6亿人。

　　而且这场“三高”音乐会在时间上也很特殊。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20天后的7月13日就是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的日子，所以这台音乐会也就是北京申奥的压轴大戏，项目总投资估计会超过1000万美元。

　　除了可以预期的辉煌之夜外，围绕着这次演出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历经三年、几多波折的商业运作。

　　1000万美元的出场费

　　故事开始于1998年，当时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埃菲尔铁塔举办了一次大型广场音乐会。像这样的项目能不能拿到中国来？中国文化节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纪新曾向日本的一家大型演出公司咨询，对方说，“三高”音乐会是世界上最大、最难的演出项目，光是三个人的出场费起码就得1050万美金，这对中国的演出市场来说太昂贵了。

　　1999年4月，陈纪新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见到了85岁的提伯·鲁达斯，他是三大男高音联合演唱会的经纪人，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演出经纪人。从1983年起，鲁达斯公司就开始制作和推广“三高”音乐会。

　　鲁达斯开出的价码是750万美元。这完全出乎我方人员的意料，我方一直认为，只要打“中国”的名义就可拿到“特殊政策”，当时陈纪新问他：“三位大师每个人的演出费才几十万美元，加起来为什么会是这么大的数目？”鲁达斯说，每个人的演出是单独的艺术家的音乐会，三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种疯狂的状态，所以卖的是特殊价，价格不能商量。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纪新说了一段非常衷恳的话：“第一，中国人民非常希望三大男高音能去中国演出。第二，中国政府会特别开放午门给他们做演出场所，第三，中国市场真的没有那么多钱。我请您帮我们出出主意。”然后她又说到：“据我了解，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去过中国，他们在相当一级的领导面前都承诺过，如果有朝一日能在紫禁城演出，他们是不收费的”。随后陈纪新见到帕瓦罗蒂，当帕瓦罗蒂听说中国人的来意后马上表示：“不管他们两个(多明戈和卡雷拉斯)有没有时间，反正我有时间，我想去中国。其实我在紫禁城已经‘唱’过了，我在参观的时候喊过两嗓子”。

　　因钱搁浅

　　帕瓦罗蒂的一句话把“三高”中国演唱会，从“可为不可为”的层面带到了“如何运作”的层面。陈纪新回国之后，就开始与对方商洽档期，确定具体的条件。最初的合同文本完全一边倒，传达出的意思就是：我就这么独家，你不要拉倒。经过反反复复的磨合，中艺公司才把演出价格砍下了大约四分之一。在1999年的9、10月间，双方签定了意向协议。这个协议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所有条款都是在付款之后才生效。“今天看来，我们当时对国际市场的规矩不是很懂，鲁达斯签的这种协议中，100个有95个都不能成行，多数签了约的公司都无能力支付。所以他们一直在催我们立即付款。”陈纪新回忆。到了2000年1月，外方通知中艺：如果在最后期限内不付款，这个项目就停止运作。

　　此后的几个月，“三高”中国演唱会实际上是因钱搁浅了，但“三高”音乐会的概念却已经在国内的演出市场上炒热了。很多演出公司都想运作“三高”音乐会，有的甚至迂回取道欧洲、美洲，通过各种关系触摸这个项目。而对于中艺公司来说，他们从来就没打算放弃。这些年来，三大男高音聚在一起，一般只为几个主题而唱：一是体育、二是慈善事业、三是环保、四是世界和平。陈纪新决定把活动跟北京申奥一起操做。

　　恰好装进申奥主题

　　在2000年10月，陈纪新见到了奥申委的领导。这位领导听了关于项目的创意后很高兴，他说：“如果这个项目能放在天安门广场，那么申奥的事儿也就成了”。

　　正是这话让陈纪新有了信心。有人对陈纪新说：“这个项目对你们来说是生死决择、命运之战”。但陈纪新认为，这个目标足以“让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兴奋起来。”趁着在香港参加东风卫星电视台的开播仪式，陈纪新和东风传播有限公司磋商了这个项目。后来，东风传播与中艺公司就这个项目达成了合作关系。东风传播原先在票务业务上就与中艺公司是合作伙伴，同时它也是中艺公司的股东单位。2000年11月1日，中艺公司与鲁达斯公司正式签定了协议。由东风传播贷款给中艺公司，先期支付对方的几百万美金费用。

　　钱的问题解决了，演出开始进入日程。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在2001年的6月下旬举办演出。当北京奥申委的领导听到这个日期后，只说了四个字：“老天助我”。原来，6月23日正好是国际奥林匹克日，7月13日则是国际奥委会投票的日子，按照规定，投票前的半个月是申办城市的缄默期，也就是从6月28日到7月13日，所有的申办城市都不能再做申奥的宣传了。如果“三高”音乐会在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一天举办，就可以很得体的把申奥的主题装进去，这场世纪性的演出也就成为北京申奥的最后一次宣传活动。

　　为此，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化局文物局做出了无史前例的决定：开放紫禁城的午门，开放端门广场，开放劳人民文化宫，开放中山公园，天安门广场当晚燃放礼花。

　　赚钱就靠做活票务

　　陈纪新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国内运作“三高”演唱会这样的项目有些早，国内文化企业的运作模式、经营观念都与国际水平存在着差距。在国外，大型文化活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出售电视播出权，二是社会赞助。而在国内，要电视台买出播权的想法还太超前，企业和个人对大型文化活动的赞助也还没有形成热点，整个社会的市场运作水平决定了，这个项目的本身是拿不到太多钱的。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把票务做活就显得非常重要。“要把艺术产品的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必须有有效的销售手段。”中艺公司把“三高”音乐会海外的票务和推广业务包给了全球最大的票务公司Ticketmaster和全球最大的中文票务公司Ticketet，利用他们的客户资源，吸引国外主流社会中的人来中国；国内的票务业务则由中艺公司自己的票务公司主理，并且与邮政系统合作，通过电脑联网的形式，在北京市250家邮电所发售“三高”演出门票。现在离演出还有两个月，而票已经订出了30%到40%。据说香港特首董建华已经以个人名义订票，他还建议，让香港的工商巨子动用个人渠道，邀请外国政要来中国，为中国申奥造势。

　　绝不能出差错

　　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最初只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梦想，但是真运作起来之后，盘子越来越大，所装入的东西越来越多。陈纪新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个项目的经营风险，而是既然搭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台，那么就要充分利用好，不能把资源浪费了。”

　　据说，今年2月，鲁达斯公司的三名主要成员来中国考查，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他们听了青年演员戴玉强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据说在曲终之时，三个人都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建议中国的优秀演员与三大男高音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而这也正是有关方面的愿望。据了解，在“三高”音乐会的间隙，或者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慰劳酒会上，将有中国选拨出来的优秀演员登台奏艺。中国政府的用意很明确，要借这个“三高”音乐会的机会，向世界推出自己的“三大男高音”。

　　但是盘子越大，压力毕竟也就越大，陈纪新曾对鲁达斯说：“这个活动绝对不能出差错，因为它对中国太重要了。”鲁达斯回答：“你应该相信我，我做演艺事业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大。我为帕瓦罗蒂制作了250多场演出，还没有一场失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