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财经》记者的采访中，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对中关村的见解很有一种另类的味道，作为中关村的批判者和著名的企业并购专家，王巍对中关村的见解肯定会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

　　产权制度僵化使中关村失去活力

　　王巍认为，目前中关村需要一场产权改革。他说，无论什么改革，不从产权改革着手就很难见到成效。产权改革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关村创业企业制度改革，到目前为止中关村的创业企业都是套用《公司法》中的几种形态，而中国的《公司法》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法律，对非常灵活的创业企业，比如合伙人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都非常不适应。这几类企业组织形式现在大家都在摸索当中，有些法律至少在这方面不是很规范，而且不够灵活，比如合伙制企业，几个人合伙在一起组织公司，他们愿意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就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这是企业内部的事情，而我们常常拿一个所谓的《公司法》中的法律规定以及类似的公司章程套用在这些公司身上，弄得内部僵硬而不协调，缺乏弹性；另一方面提供融资的大多是体制内企业，这些金融企业并没有针对中关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大的调整，仍旧是过去几十年来承袭下来的计划经济为主的运作方式，因此希望虽然寄托在新型企业身上，但是利益所在，在体制内，砸了，那叫投资失误，对民营企业，好了，仍不免有各式各样的议论，行贿受贿拿回扣之类，投资弄砸了，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责任重大，所以，在这种体制下金融很难走向风险投资，利用风险投资体制支持新生企业，使有钱的一方和需要钱的一方形成一种悖论。有钱的一方和需要钱的一方都应该有个比较合理的产权制度，这样才能使双方的行为都合理化。在目前的情况下，有钱的一方只讲“政治”，没钱的一方却要讲效益，讲“政治”的一方和讲效益的一方凑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匹配根本错误，所以，才会出现中关村一方面有大量的资金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有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

　　英雄主义害了中关村

　　在中关村还存在另外一种资本悖论：大企业有钱，小企业没钱。王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有一个大家都谈得不太多的问题，就是现代经济的资源往往是在一个大范围内配置。他举美国硅谷、台湾新竹为例。在美国硅谷、台湾新竹，往往是兴起一两个龙头企业、三四个龙头企业以后，就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围绕着它们做OEM(贴牌生产)，依托大企业的中小企业即使得不到直接的金融投资，也可以间接地拿到大企业的商业信贷，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在美国硅谷、台湾新竹，一个龙头企业往往可以带起一大批中小企业，彼此关系非常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而反观中关村，包括联想和北大方正在内，即使做成龙头老大了，一般都是小而全，因为怕技术外露，轻易不愿意让人OEM，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中关村的很多企业也确实不愿意给人OEM，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即使是OEM，跟你走了一段以后，一旦技术到手，立刻自立门庭，不愿给你配合。人人都想做老板，没有一个人愿意“屈从”别人，人人都怀抱着一种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愿意独立创业，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上，大家都在争风头。种种观念上的因素、产权上的因素，都导致中关村的产业链显得很不协调。在单独运行的时候，每个个体或许都能运作得很好，一旦合到一起，整个蛋白质，整个DNA便一片混乱，没法处理，把中关村弄成了一个虚幻的概念，看上去一堆企业，却形不成一个合力，同时也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中关村选错了领头羊

　　王巍认为中关村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靠所谓的品牌垄断资源，比如北大、清华，就已形成了以学校为基地的品牌垄断资源。根据北大、清华现行的这种教育体制，它拼命推动校园里的创业氛围，拼命推动创业者追求高科技，而从北大、清华出来的创业者本身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成就感，本身也在拼命追求高科技。以北大、清华为龙头，追求高科技将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以中关村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味追求高科技，是不是一件好事，还很难说。“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一种‘适用’技术，而不是一味的高科技。一些在美国或许很好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就未必适用。”制造数码电视、智能电话，是高科技，但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教会全国人民看电视，打电话，而不是去制造数码电视、智能电话。只有全国人民学会看电视了，学会打电话了，才能说中国进入了一个科技社会。科技的最终目的是要给人们使用，改善人们的生活。“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产品不一定非要拥有那么高的科技含量，太高了，反而可能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经济规模。”王巍认为，盲目追求高科技，是中关村的一个盲点。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都是世界名校，但你很少看见这些学校自己出来办企业，拿自己的学校做招牌。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做企业是企业家的事情。斯坦福、伯克利只是一个母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中关村拿北大、清华作龙头，是选错了领头羊。“我们这些人带着资金到中关村来，是想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追求名牌效应、媒体效应、新闻效应。”投资都讲究一个投入产出，如果一味地追求高科技，长时间形成不了一个规模效应，形成不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投资者早晚会弃之而去。这是资本的选择权。

　　创新不应该是阎锡山修铁路

　　王巍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中关村不能一味地强调创新。创新当然是好事，但创新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破坏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创新要破坏这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状态，破坏有好的一面，它会引导人们不断地往前走，往高里走，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持续地创新，大家都来创新，就形成不了一个标准，很难标准化。不能标准化就不能工业化，不能工业化就不能大规模地进行生产，也就不能产生效益，形成不了生产力。社会需要一批创新的人，但创新在一个社会中，应该永远是非主流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创新，这个社会一定不成体统。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是少部分人去创新，大多数人去生产。而且中关村有些人的创新，并不是真正的创新，就像当年阎锡山修铁路，别人都修宽轨，他偏要修个窄轨，美其名曰创新，其实是对创新的践踏。还有一些人创新，像当年电影《青松岭》钱广赶大车，非要留两个绝活，以保持技术的垄断，“这种事情我在中关村见得太多。其实没有必要，与国际恰恰不接轨，是一种封建式的创新。”王巍说，“我特别厌烦这种行为，但又表示理解，因为中关村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做老板的天天防着下属偷窃自己的技术机密去另立门户，做下属的天天防着老板剥削了自己的思想却不给相应的待遇。”早期不成熟的商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中关村依然广泛存在，早期的硅谷也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企业不断地裂变，人们一味地创新、创新、创新，后来金融家进来，教育人们，不要一味地追求创新，而要将创新引向生产，才成就了现在的硅谷。现在的中关村人，言必硅谷，其实硅谷的意义，并不是追求诺贝尔奖，而是将一种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改善人们的生活。中关村现在有些走偏了，人们都在追求创新，追求品牌，追求超过别人，这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已经像血液一样，深入中关村人的心头，导致的就是中关村创业者之间的不合作，唯我独尊，同时也使投资者不愿意进入。中关村现在急需建立一种合乎现代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商业道德和企业伦理，这些东西形成了，氛围也就出来了，投资者才愿意进入。中关村现在的毛病是，一味追求高科技，而不追求高科技的应用；一味追求创新，而不追求创新投入生产；一味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而不追求团队意识。这些毛病不解决，很难说中关村会有前途，投资者也不愿意进入，投、融资渠道不可能畅通。中关村需要关怀，不需要溺爱

　　王巍认为，中关村获得政府、社会太多关注，这种关注对中关村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关注已使中关村处于不正常状态。硅谷不是政府扶持出来的，而是一些自由创业者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政府应对中关村少一些关注，政府一关注，政府资源就进去了，政府管理也进去了，政府资金和政府企业跟着进去。贷款由政府提供，企业由政府选择。企业一由政府选择，企业自由创业的气氛，企业间的交互推动作用便遭到弱化，于是中关村变成了政府的发展基地，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开发区。中关村要发展，应该弱化政府力量，少一些政府行为，少一些政府的号召、讲话；多一些非政府性质的金融家，多一些非政府性质的投资银行家，给这些非政府性质的金融家、投资银行家留一些自己的机会，给他们留一些自己选择的权力；中关村要发展，还应该多一些非科技企业的文化，中关村科技企业太多，使中关村形成了一种以科技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结构，而科技文化和商业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关村现在更需要的是商业文化，而不是科技文化，现在中关村科技文化的色彩太重，需要冲淡一点。中关村需要关怀，不需要溺爱。中关村只需要“国民待遇”，不需要特殊待遇。中关村要发展，要与国际接轨，必须解决产权问题、商业文化问题、商业伦理、商业道德问题、创新问题、高科技问题。中关村的问题要允许大家讨论，允许大家批评，不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政府、社会的过度关注，使中关村的企业家始终处于亢奋状态，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王巍说，中关村要迎合资本市场的选择，而不是让资本市场来迎合中关村；中关村是资本的一个被选择对象，而不是资本的选择对象。“中关村喜欢搞运动。中关村现在又在搞一种风险投资运动、高科技创新运动，我看不出它能搞出什么成果。”王巍说。“资本市场可不听政府号召！”

　　王巍很欣赏上海市政府“春雨润物细无声”的做法，认为中关村也应该少一些炒作。(文/本刊记者辛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