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怪才邓”就如一位铆足了劲儿的老农，挥舞着他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耙，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邓建国已经是大名人了，这从全国各地媒体对他的爆炒中可以得到见证。现在，他带着一帮人国内国外到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个成功的影视制片商人，他每天忙着找好的剧本和导演，和各种“星”们以及未来的“星”们周旋，操纵着成百上千万的买卖，闲暇时还忘不了向媒介推销他的爆料新闻和“绯闻中的女友”。

　　走在南中国的任何一条大街上，邓建国这等模样的人肯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倒是有人说了：邓建国有点汉奸味儿，有点坏坏的意思，还有点傻气。但就是这个被人称作“傻瓜邓”的活宝，凭着那颗特别的脑瓜，做出了一件又一件令中国影视圈瞠目结舌的事情，也为自己赚足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也许是许多人所想不到的。但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如果有一天邓建国失败了，一无所有，他也绝对不会跳楼投江什么的，因为他是邓建国，他有一颗特别的脑瓜，还有一句自己的名言：“拍不好电影，回家种地去。”

　　邓建国实际上是很精明的，甚至可以说是“狡猾”的，只不过他推行的是“傻瓜谋略”(姑且这么命名)。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怪才邓”就如一位铆足了劲儿的老农，挥舞着他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耙，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如果评选“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邓建国肯定在候选之列。

　　江西佬俵收获的第一桶金

　　20多年前的邓建国，是一个典型的江西佬。高中毕业后，他就到当时的临川县农场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4种工作：给领导倒水、收发信件报纸、打扫办公室门口的卫生、负责敲钟(上下班敲钟)。这样干了一两年，由于卖力的表现，领导安排他作了电影放映员。

　　电影放映员可是一个好差事，全农场几百双眼睛都盯着它，邓建国凭着自己灵活的脑子得到了它。从此以后，他就认认真真干起了放电影这个行当，这一干就是6年。国内国外的、好看的难看的电影，他都看了够。每个星期，他都要到20多里外的城里换拷贝，也交了一些城里的朋友，见的世面也大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有点“蠢蠢欲动”了。

　　这是80年代的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得正浓，下海经商成为一种大胆而时髦的标志。某一天邓老看见报纸上有一个关于科技信息方面的消息，就是利用科技信息在全国建立信息网致富，这对他有些震动。他开始着手准备利用信息网络发财了。借着城里一个朋友的执照，他开始运作他的信息发财梦。这个从小学开始数理化就从来没有及格过的差生邓建国，居然搞开了科学技术开发。

　　1984年开始，邓建国先后在江西临川和九江等地开办科技培训班，开讲蚊香和无尘粉笔制作技术，并和南京、北京的公司、信息报社合作搞项目开发。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邓建国傻到极至的时期，他和一帮脑子活跃的农民朋友忙忙碌碌嚷着“科技致富”，短短的一两年内就赚到了20多万块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受到极力尊重的年代，而那时邓建国是20个“万元户”都不止了！

　　“那时我真是一个土老冒。”提到这段“光荣历史”，他这样评价自己，“钱多得都不知怎么花，到北京还住着几块钱的地下旅馆。”

　　灵活的脑瓜为在他最不具备优势的科技方面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他赚到的第二桶金，则是他更不熟悉的影视领域。

　　闯进影视圈的怪才

　　1991年，广州城迎来了一位冒冒失失的闯荡者。从此，大街上又多了一位扛着摄影机鬼头鬼脑东张西望的年轻人。这时的邓建国已经把以前的事业全部交给了弟弟，兜里只揣着1000块钱。来到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邓建国又有了一个全新的梦想，那就是———利用他手上那台破摄像机(别人给他用做抵债)，拍片子赚钱。靠着这台破摄像机，邓建国拍起了专题片，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邓建国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专业搞影视制作的人，都没有发现拍专题片来钱。他邓建国发现了，这财，他是非发不可了。几年之内，他就赚到了十几万。1995年，他开始筹拍电影。《广州故事》是邓建国的影视处女作。此时的“傻瓜邓”为了弥补自身文化上的不足，拍摄时卖尽力气增加所谓“文化味”，并在开机时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仪式，结果“《广州故事》就像吃多了杂粮没消化放出的臭屁”，让他大亏了200万。

　　这个学费邓建国交得很是惨痛。总结教训，他认为主要是没有把握市场的规律，应该在投拍之前进行详尽的市场调研，不能凭自己的个人感觉。对于市场的感觉是成功的关键，只有把握住市场才能取胜。邓建国的脑瓜并没有就此耷拉下去，而是更加嚣张。

　　1996年，邓建国注册了巨星影业公司。成立之初，他就做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举措：大规模与海内外影视明星签约，造成一种大气势。像港台的汤镇宗、任达华、温兆伦等都被他签于旗下。

　　其实这时的邓建国是最穷的，他一边笑着付给明星们大把大把的钞票，一边苦着脸四处贩卖自己的影视计划。就是这样，邓建国顶着讥笑与嘲讽，在1996年投拍了《珠江恩仇记》、《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并在1997年一举创下广告帖片1.1亿的惊人收入。

　　此后的傻瓜怪才邓建国怪招迭出，比如他热衷炒作，先是炒作他的电影，宣传费用往往是别人的十倍二十倍，接着爆炒他自己的新闻，不惜“牺牲”自己找自己的丑闻和绯闻；比如他请《还珠格格》的台湾导演孙树培为他执导《风流才子纪晓岚》，并抢走“美在花城”的选手作此剧的女一号，而且闪电般地与之订婚；比如要与冯小刚合作投拍老舍名著《我这一辈子》……

　　从1997年开始，邓建国先后投拍了《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二、三部)、《东方母亲》、《美丽人生》、《风流才子纪晓岚》、《猛龙过江》等20余部影视剧，创造了惊人的业绩。这个来自江西的“土老冒”发迹了。2000年，邓建国又被媒介评为“中国影视十大风云人物”之首。

　　打造南中国的好莱坞

　　邓建国的传奇之处在于他的脑瓜，他的脑子不是一般的灵光，是傻到极至的灵光。他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经常大言不惭地提到并引以为自豪。现在，他又口出狂言，声称要把广州打造成南中国的好莱坞，不知是不是新一轮的炒作。

　　早在1998年，邓建国就应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观看典礼的这一天令他终身难忘。只见着许许多多的大牌儿国际明星、导演轮番粉墨出场，邓建国只有瞪着眼傻笑的份儿。他那可怜可俐的小脑瓜在那时又盘算开了。会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在洛杉矶注册了“好莱坞中国巨星电影公司”、“好莱坞中国巨星电影学院”，并声称要投拍《洛杉矶的天空》。

　　当然，3分钟热血过后，投拍国际电影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你要以为邓建国就此善罢甘休，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现在，他又有想法了：他想邀请好莱坞的明星们为他打工，请好莱坞最好的编剧为他写剧本，请好莱坞最优秀的导演为他执导……

　　也许有一天，邓建国真的登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你一定不要奇怪，因为邓建国是一个谁也琢磨不透的怪才，他那天生长就的傻傻的脑瓜总会汩汩冒出许多许多鬼点子，没准真会造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作。

　　邓建国的“傻瓜谋略”

　　总结自己的成功，邓建国认为原因在于：

　　首先是他很看重朋友，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从来不让朋友吃亏”。他从不拖欠员工的工资，也不欠朋友一分钱。实际上，他可以在小利上让人三分，但他绝对在大利来到时毫不含糊。比如他可以一边与港台某明星打着百万元的官司，一边与他傻乎乎地谈笑风生，“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官司归官司，朋友归朋友。

　　其次是“爱思考，经常琢磨许多事儿”，邓建国琢磨来琢磨去，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些怪怪的创意出来了，而且这些创意有时傻得让人无法相信，大胆得不可思议。他还经常有意制造一些新闻，让人真假难辨，从而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他善于发现问题中的商机，并从中得到能赚钱的新路子。当初《还珠格格》红遍荧屏，邓建国脑瓜一激灵，马上决定把《还》剧的导演孙树培拉到自己的旗下。一个电话打到台湾，找到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孙导，后来就达成了《格格要嫁人》的合作意向。敢想敢做，“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这是邓建国的又一傻瓜式的谋略。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就敢叫上帝做他的演员。

　　再就是“玩命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休息日。”其实，对邓建国来说，玩儿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玩儿，玩儿得越傻，越有商机。比如说《风流才子纪晓岚》就是在一家洗脚屋决定投拍的，邓建国征求洗脚女的意见，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就决定要拍它。此后，他一直征求各种各样的女性的意见，最终拍板决定投拍《风流才子纪晓岚》。

　　邓建国说他成功的最关键是脑瓜“比较前卫”。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脑瓜，总有许许多多傻乎乎的念头，由此也做出许许多多傻乎乎的事情，赚了钱也让人傻乎乎的不知他到底怎么赚的，这也许算是成功的一个特例。(陈海)

　　邓建国 江西临川人

　　1959年生。广东巨星影业公司董事长。80年代在家乡林场放了6年电影，1991年怀揣1000元来到广州。

　　1995年15万元起家投拍《广州故事》。

　　1996年创立(民营)巨星影业公司，投拍《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

　　1997年投拍《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二部)等片，创下广告帖片

　　1.1亿的收入。随后几年陆续投拍《风流才子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三部)、《审死官》、《猛龙过江》、《格格要出嫁》、《我这一辈子》等影视剧。

　　2000年度被媒介评为“十大影视风云人物”之首。

　　座右铭：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

　　常用名言：拍不好电影，回家种地去。《市场报》